戰略背景
《三國演義》把五路伐蜀安排在劉備夷陵慘敗、病逝白帝城之後，正是蜀漢 最虛弱的窗口期。曹丕認定「劉備已亡，朕無憂矣」，意圖趁蜀中新主年幼、 人心未定一舉吞併 [c:16131]。這一構想本身符合兼併戰爭的基本邏輯—— 在對手政權交接、軍力受創時發動總攻。但小說也借賈詡之口點出反方意見： 劉備必託孤於諸葛亮，諸葛亮感知遇之恩必竭力扶持，倉促伐蜀未必能勝 [c:16131]。曹丕沒有採納這一審慎判斷，而是被司馬懿更具進取性的方案 吸引，奠定了這場戰役「聲勢浩大卻根基虛浮」的基調。
雙方部署
司馬懿的「五路」設計頗見層次：以金帛誘遼東鮮卑軻比能出西平關、以官誥 賞賜驅南蠻孟獲攻益州四郡、以割地之許拉東吳孫權取涪城、以舊誼策反降將 孟達出上庸、再以曹真領正兵由陽平關主攻，五十萬大軍四面合圍，目的就是 讓諸葛亮首尾不能相顧 [c:16132]。這是一套典型的「多線牽制、分散防禦」 打法。諸葛亮的應對則是逐路拆解：派久鎮西涼、威震羌胡的馬超扼西平關， 以魏延疑兵惑南蠻，以趙雲據守陽平險道，對孟達一路則料其反覆必不肯死戰， 唯獨東吳一路非武力可擋，需以外交化解 [c:16134]。兩種部署的高下，在於 司馬懿賭的是「同時壓力」，諸葛亮算的是「各路成色」。
關鍵決策點
最微妙的博弈發生在東吳。孫權面對魏使的拉攏與割地誘惑一度猶豫，陸遜的 判斷成為關鍵：曹丕坐鎮中原急切難圖，此刻若公然拒魏必結仇怨，不如表面 應允、暗中觀望，待四路戰果明朗再定取捨——四路若勝便趁火打劫先取成都， 四路若敗則另作商議 [c:16133]。這是一種冷靜的機會主義：東吳始終把自身 利益置於魏蜀之上，絕不願做曹丕的免費打手。諸葛亮深諳此理，遂遣鄧芝 使吳，用外交手段把這條最難防的路徹底抽離。決策的勝負手，正在於諸葛亮 把一場五路軍事危機，準確拆解為四路軍事問題加一路外交問題。
結果與回響
結果五路盡墨：西番見馬超不戰自退，孟獲被魏延疑兵逼回洞中，孟達半路 「染病」按兵不動，曹真受阻斜谷無功而返，孫權則在陸遜建議下始終未發 一兵 [c:16134]。孫權事後感嘆「陸伯言真神算也」，慶幸沒有妄動結怨西蜀 [c:16134]。這場戰役在小說敘事中是「安居平五路」的高光時刻，用以塑造 諸葛亮臨危不亂、運籌帷幄的形象，並順勢引出鄧芝使吳、吳蜀重新結盟的 後續主線。
反事實推演
需要強調的是，五路伐蜀在正史中並無對應的統一戰役記載，它是小說為突出 諸葛亮才略而高度結構化的虛構橋段。即便在小說設定內推演：若孫權聽信 魏使、真起兵十萬取涪城，蜀漢同時承受五路壓力，局面將兇險得多——東吳 一路是唯一能擊中蜀漢腹心的力量。正因如此，諸葛亮把外交擺在軍事之前的 優先級才顯得至關重要。反過來說，曹丕方案的根本缺陷在於過度依賴盟友與 外族的「借力」，而這些力量各懷私心、並不真正受其調度，一旦核心黏合劑 （東吳的配合）脫落，五十萬大軍便如沙堡般自行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