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23年的蜀漢是一臺勉強運轉的機器。前一年夷陵慘敗抹掉了劉備親自經營三十年的東征軍本錢，黃權降魏、馬良戰死、鎮南將軍張飛遇刺已使軍政骨幹嚴重缺員；荊州在219年陷落之後，蜀漢的人才與稅源進一步集中在益州本地與南中邊鄙之間。劉備本人在永安一年間病情惡化，幾乎所有可調用的政治資本都耗在與吳講和的預備工作上。在這種「殘局開盤」的語境下，太子劉禪的即位與其說是新朝開張，不如說是一次危機過渡。
主要人物
名義上的核心是十七歲的劉禪。他既沒有軍功，也沒有劉備那種「創業氣場」，但他被先帝有意地塑造成與丞相共同體的一部分——「父事丞相」四字，是託孤詔書裡最具制度含義的一句話。諸葛亮作為受顧命的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事實上接過了所有日常決策權。第二位顧命大臣李嚴被授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既負責鎮守長江上游、應對孫吳可能反覆，也對成都形成隱性制衡。皇太后吳氏（吳懿之妹）與追尊的昭烈皇后甘氏，構成新帝身份的母系合法性來源；糜夫人雖早歿，但作為荊州元從的象徵仍被列入祭祀，體現對舊部的安撫。
核心議題
這場繼位的核心議題不是「誰登基」，而是「權力如何分配才能讓蜀漢撐下去」。劉備的方案是雙軌：行政與外交交付諸葛亮，軍事與邊防交付李嚴，二人之上僅以幼主象徵國家。這種安排表面上是「二相制」，實質上把決策中樞留在成都的諸葛亮一側——開府意味著丞相幕府本身就是一個獨立行政體系，而李嚴受任的「中都護」雖掌外軍，卻被釘死在永安。新帝隨即下詔，把外交、內政、人事都交給諸葛亮處理，正式確認了這種傾斜。
政治後果
即位當年到次年，諸葛亮派鄧芝出使江東、重訂吳蜀盟約，使蜀漢擺脫腹背受敵的最壞情境。225年春，他親率大軍南征，三月發兵、秋季平定南中，把蜀漢的財賦基礎從單一益州拓展到南中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227年《出師表》上奏、北駐漢中，227—234年間五次北伐皆建立在此次繼位時定下的「軍政集權於相府」的格局之上。同時，李嚴集團被持續削弱：他先被改任為江州都督，再被迫西遷、最終於231年因督運失誤被廢為庶人。可以說，223年五月的這次即位，不只是改元建興，更是把蜀漢從此後十一年的運行規則一次性寫定。
反事實推演
若劉備未採取「父事丞相」的極致託孤，而是讓幼主真正親政、由幾位顧命大臣集議，蜀漢很可能在224年的吳蜀重新結盟與南中善後兩件事上反覆拉扯——任何一項延誤，都足以把蜀漢拖入更深的內耗。反過來，如果李嚴被授予的不是「留鎮永安」而是「參錄尚書事、與丞相並署」，蜀漢的「二相制」或許真正能落實，諸葛亮獨相的局面就不會形成；但這也意味著北伐這種需要高度集權的長期戰略很難啟動，蜀漢的對外姿態會更傾向防守。從結果看，劉禪作為「被制度化的皇帝」恰是這套權力安排能夠穩定運行四十年的關鍵——他既沒有破壞諸葛亮的體系，也沒有在諸葛亮死後立刻被外戚或權臣推翻，這種「低存在感的穩定」，正是223年五月那次即位最被低估的政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