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薨於洛陽， 曹丕於鄴承襲魏王、丞相、冀州牧。 此時漢帝劉協已被架空二十餘年—— 自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天子都許以來， 漢室「名」在曹氏「實」中。 曹操在世時堅守「周文王」姿態、 讓禪代之事留給子孫； 曹丕在父喪之年立即啟動這一程序， 其政治意圖是把「權臣之子」身份升級為「開國之君」， 以確立自身在曹魏內部的最高合法性。 時機選擇上也極為精準： 此時劉備在西、孫權在東尚未稱帝， 曹丕領先一步稱帝， 把自己定位為「漢之正禪」， 讓其餘兩方處於「僭號」的輿論被動。
主要人物
曹丕是事件的發起者， 整個流程由他親自佈置。 華歆是臺前最關鍵的執行人—— 禪代典禮中按劍挾獻帝跪聽旨意、 厲聲宣告「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 完成了將漢帝從主權者到藩公的身份轉換 [c:16974]。 王朗、賈詡、司馬懿、陳群構成勸進集團的核心智囊層。 司馬懿建議「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 這是禪讓儀式得以「舜禹」化的關鍵技術細節 [c:16973]。 獻帝劉協是被禪讓方。 禪代前夜他在宮中「憂懼不敢出」， 被曹後大罵諸臣亂逆而引為支撐， 但最終仍被曹洪、曹休帶劍請出 [c:16972]。 曹後（曹節）的痛罵是整個事件中 唯一來自曹氏內部的公開反對聲音， 也是日後史家用以為曹操父子「忠漢」形象保留餘地的一筆。
核心議題
議題之一是禪讓的合法性建構。 曹丕必須把「權臣篡位」包裝為「舜禹之事」—— 這就是三辭三讓、群臣勸進、瑞應符讖等儀式的全部目的。 司馬懿建議的「上表謙辭」正是這一包裝的工藝細節 [c:16973]。 獻帝再降詔、華歆再奏對、群臣再請， 整個程序的「復行」次數被精確控制， 使得最終的「受禪」看起來是「不得已而從天命」。 議題之二是新舊兩朝之間的過渡安排。 獻帝被封為山陽公， 即日離開許昌前往封地， 其後允許其在山陽保留漢室儀軌， 這種「寬典」既顯示新朝雅量， 也是為後世禪讓模式立下範本—— 之後晉代魏、宋代晉的退位君主待遇基本沿襲此模式。 議題之三是合法性的「上溯」。 曹丕即位當日即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完成從權臣家族到開國王朝的代際轉換 [c:16974]。
政治後果
其一，兩漢四百年的正統形象正式終結， 以「漢」為旗號的政治資源在曹魏內部失去意義—— 此後蜀漢以「漢」自命的政治敘事不再能動員中原士族。 其二，禪讓程序的「模板化」完成。 從此後所有的王朝更替都被納入這一程序： 晉代魏（266）、宋代晉（420）、齊代宋（479）、梁代齊（502）、 陳代梁（557）、隋代周（581）、唐代隋（618）， 均以三辭三讓、瑞應群勸、登壇即位為核心儀式。 曹丕代漢是中國中古「禪讓正統」敘事的源頭。 其三，曹後「亂逆」之罵在曹魏內部留下道德裂痕—— 當三十年後司馬氏以同樣的程序代魏時， 這一道裂痕被加倍放大， 魏室宗親缺乏抵抗動員力， 本與代漢之時埋下的內部分歧有直接關係 [c:16972]。 其四，禪代典禮上「忽然怪風、火燭皆滅」的異象記載 ——儘管為演義所添寫—— 反映出當時輿論對篡代的不安情緒， 這種情緒在曹魏中期透過「瑞應」政治反覆彌合。
反事實推演
若曹丕選擇延續父親的「周文王模式」， 以王爵終身、再傳子孫， 曹魏建國可能延後一代， 但合法性可能更穩固—— 其代價是必須在自己有生之年繼續承擔「權臣」身份。 以演義口徑，曹丕急於代漢的核心動機 是「建國之君」的歷史地位本人獨享、不願與父輩共享， 這種心態決定了禪代必在他生前完成。 另一種反事實是曹丕代漢的儀式簡化—— 跳過三辭三讓、直接受禪—— 那麼「舜禹之事」的政治正當性就會失效， 禪讓程序無法成為後世王朝更替的標準模板。 歷史上他選擇了最繁複的版本， 這一版本既奠定了曹魏短期的合法性， 也為之後司馬氏複製同一程序代魏 提供了完整的工藝圖紙—— 這是曹丕代漢留給後世最深遠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