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南中叛亂的根本起因是夷陵之敗後蜀漢國勢劇降、外部威懾力崩潰所引發的邊境真空。建安二十六年（221）劉備稱帝，次年東征即遭陸遜火攻而大敗，元氣大傷；章武三年（223）劉備病逝於白帝城，劉禪以十六歲繼位，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輔政。這是蜀漢政權立國以來最脆弱的時刻：北面曹魏虎視、東面與吳新仇未解、內部南中四郡遠離成都直接控制，長期依賴劉璋時代沿襲下來的「羈縻」式統治結構。南中本地的大姓豪族——以建寧雍闓、越巂高定、牂柯朱褒為代表——觀察到中央衰勢，加上孫權遙相策動，遂分別起兵。雍闓先殺建寧太守正昂、扣留蜀漢派遣的太守張裔送往孫權，正式與蜀漢決裂；這是叛亂明面的導火索，但更深的結構性原因是南中豪族多年來對漢化進程與賦稅徵發的不滿。
參與勢力
叛亂陣營是一個「漢人大姓 + 南夷部族」的複合體。漢人豪族方面以雍闓為政治領袖——他本是建寧本地世家，借孫權封號自署「永昌太守」，意圖把整個滇東南納入吳蜀緩衝帶；高定占據越巂，朱褒占據牂柯，各自割據一郡。南夷部族方面，以孟獲為代表的彝族（演義稱「南蠻」）首領接受雍闓動員，提供山地兵員與地理優勢。演義把孟獲形象戲劇化為一位英勇而桀驁的部落領袖，並安排其前鋒鄂煥「身長九尺、使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這是典型的小說英雄化筆法。蜀漢方面，諸葛亮親自掛帥，參軍馬謖、王平、馬忠、李恢、呂凱等隨征，分兵三路：東路馬忠擊朱褒、西路李恢擊雍闓、諸葛亮親領中路擊高定。
關鍵轉折
戰役的關鍵轉折在「先除高定、再破雍闓、最後服孟獲」的次序選擇。諸葛亮採納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方略，意在收服而非屠戮。第一階段，蜀軍在中路連破高定先鋒鄂煥，鄂煥被擒後轉而助蜀誘殺雍闓——這是叛軍陣營自相分裂的第一道裂縫。第二階段，雍闓在內訌中死，南中漢人豪族勢力實質瓦解，孟獲成為唯一仍在抵抗的領導者。第三階段就是著名的「七擒七縱」：諸葛亮反覆擒縱孟獲，目的不是軍事勝利（早已鎖定），而是在南中各部落中建立「服心」的政治效果。這一連串決策體現了諸葛亮的政治遠見——他清楚一次性的軍事壓服難以維繫，必須把投降轉化為部落領袖的主動歸附，才能換取戰後長期穩定。
鎮壓與結果
到建興三年（225）秋，叛亂全面平定。諸葛亮在戰後做了三件結構性安排：第一，重新劃分行政區，把原四郡拆分為建寧、雲南、永昌、牂柯、越巂、興古、朱提七郡，削弱單個豪族據郡為亂的可能；第二，「即其渠帥而用之」，讓孟獲等部落首領進入蜀漢官僚體系，承擔實際治理責任，而不是派遣大批漢人流官；第三，組建「飛軍」——以南中夷人為主體的精銳部隊，每年作為勞役與兵員供給納入蜀漢軍制。結果是南中此後約十五年保持相對穩定，為諸葛亮北伐提供後方資源與兵源支持，這是「南中平定 → 北伐啟動」戰略鏈條的關鍵一環。
歷史回響
從制度史角度，南中叛亂及其平定是中國南方治理史上的一次重要嘗試。「攻心為上、即其渠帥而用之」的模式既不同於秦漢「郡縣直轄」，也不同於後世「土司羈縻」的極端形態，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分郡化 + 間接統治 + 經濟整合」的混合方案。這一模式對後世西南治理（尤其是唐宋羈縻州、明清土司）有深遠啟發。文化層面，孟獲形象透過《三國演義》成為中國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早期想象原型——既「桀驁不馴」又「可被感化」，這種敘事既有正面價值（強調民族和解），也有刻板化局限（夷夏二元、英雄個人化）。從蜀漢自身命運看，南中平定為諸葛亮贏得三年休養期，使他得以在建興五年（227）上《出師表》啟動北伐——若南中未平，北伐根本無法啟動，蜀漢的命運軌跡將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