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黃初三年（222）夏， 夷陵之戰結束、劉備退回白帝城， 孫權對蜀漢的西線壓力驟減， 與曹魏的「稱藩」關係也因孫權拒絕送子入朝而破裂。 曹丕抓住這一節點， 發動其在位期間最大規模的一次南征—— 以三路伐吳對孫權施加最大壓力。 廣陵之役是東線主軸， 由曹丕親征，以舟師沿淮入廣陵， 欲在江北聚兵後渡江南下。 這是父事件「三路伐吳」的子事件之一， 也是曹丕作為新朝帝王第一次以「親征」姿態出現在戰場—— 其政治意圖與軍事意圖同等重要： 一方面要證明新朝有能力實現父輩未竟的統一大業， 另一方面也要在朝堂內部強化「開國之君」形象。
雙方部署
魏方動員舟師並以曹真為先鋒陳兵江岸， 張遼、徐晃、文聘等宿將隨行， 曹丕本人以龍舟為旗艦、 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鑾儀簇擁， 在視覺上把「天子親征」的儀式做到極致。 謀臣劉曄、蔣濟隨駕參謀。 吳方主將是徐盛。 徐盛的核心策略是「以虛示實」—— 沿江搭建疑兵： 從石頭城起至江乘， 布列假城與假營寨， 虛立旌旗，遮蔽真實兵力部署， 以視覺規模震懾魏軍。 與此同時， 在魏軍歸途的淮河沿岸預先在蘆葦中灌注魚油， 作為火攻伏擊的準備。 丁奉、孫韶分別統兵 在淮河南岸與江北側翼待機， 形成「誘敵入境、斷敵歸路」的鉗形布置。
關鍵決策點
第一個決策點是曹丕的「渡江與否」。 他從龍舟上遙望江南而不見一人， 謀臣劉曄、蔣濟建議「待三五日看其動靜」， 曹丕從之。 這一謹慎決策表面上避免了貿然渡江的災難， 實際上把戰略主動權交給了孫權—— 魏軍失去了打開江南門戶的時間窗口。 第二個決策點是徐盛的疑兵布置。 以一夜之間搭建數百里假城的工程能力 並不是簡單的視覺欺騙， 而是一次精心計算的心理戰， 使曹丕「假亦疑真」， 造成「江北兵氣未消、江南布防嚴密」的整體印象。 第三個決策點是丁奉的火攻伏擊。 當魏軍決定退兵北返時， 丁奉、孫韶在淮河中放火， 順風而下的火勢截住龍舟、 曹丕被迫棄龍舟登小船、再上岸登馬， 張遼中流矢、徐晃護駕， 魏軍損失慘重。 這是本役從「對峙退兵」 轉為「慘敗潰退」的決定性轉折。
結果與回響
其一，曹丕本人的政治形象遭受重大打擊。 親征而不得渡江、歸途又遇火攻， 這與他在洛陽宮廷上塑造的「舜禹之事」君主形象形成鮮明對比， 此後曹丕再未親征。 其二，張遼之死是魏國前期五子良將凋零的最顯眼一筆。 張遼自合肥之戰立威以來一直是淮南防線的核心， 其箭瘡迸裂而亡 使得魏國東線統帥出現真空， 此後由滿寵、田豫等接班。 其三，吳國透過本役一舉確立了 「陸口—濡須—廣陵」長江防線的可靠性—— 長江天險的實戰價值在此被反覆驗證， 此後近六十年中， 魏晉始終未能突破這條防線， 直到太康元年（280）王濬水師順流而下方告打破。 其四，曹丕的南征受挫直接影響了三國格局的穩定—— 此役之後魏國在戰略上轉入守勢， 把更多資源投放在西線對蜀漢的防禦上， 孫權得以在江南安心進行「稱帝」準備（黃龍元年/229）。
反事實推演
若曹丕在抵達廣陵時即決意渡江而不待動靜， 在徐盛真實部署尚未完成的時間點強行渡江， 其結局有兩種可能： 一是憑藉舟師規模與張遼、徐晃等宿將正面突破吳軍江防， 迫使孫權放棄江北外圍據點； 二是被吳方「以逸待勞」在江南腹地圍殲， 這一可能性更高。 歷史上曹丕選擇了觀望， 這一決定從軍事上無大錯， 但失去了利用「夷陵剛結束、吳軍未及整頓」 的戰略時間差。 另一種反事實是曹丕選擇更穩健的「先建水師再發兵」路徑， 以兩三年時間建造適應長江水文的戰艦， 仿效後來王濬在益州造船的模式—— 這條路在政治上需要他放棄「開國即統一」的急迫心態， 以曹丕的執政性格而言並不現實。 廣陵之役因此成為曹魏「未完成的統一」 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失敗實操， 也為後世史家長期討論 「速勝不可得、徐圖終成」的統一戰略提供了基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