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與姜維早期北伐（238－253）相比，「後期北伐」指其在費禕遇刺、北伐限制鬆動之後的連續大規模軍事行動（約253－262）。這段時間的客觀條件已經發生了幾個重要變化。第一，魏國一方完成了從司馬懿父子到司馬師、司馬昭的權力交接，朝政完全掌握在司馬氏手中，對外用兵的政治資源比從前更集中；第二，蜀漢國內的「反對北伐」力量在費禕死後短暫沉寂，但很快以譙周《仇國論》、黃皓親信黨均等形式回潮；第三，前線對手從老練但穩健的郭淮、陳泰一線逐步換成更進取的鄧艾，使姜維在戰術對決上的難度倍增。
雙方部署
這一時期姜維的部署趨於「集團軍式」：以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僉為右軍，胡濟為合後，自與夏侯霸合中軍，發兵二十萬 [c:16673]。這一規模在蜀漢是相當大的，幾乎是耗盡家底的孤注一擲。魏國一方的部署相應地變得更具彈性：陳泰統大軍在祁山，郭淮獨當洮西方面 [c:16670]；鄧艾後來從陳泰手中接管隴右防務，獨立面對姜維 [c:16673]。值得注意的是，鄧艾不再以「被動防禦」應對姜維，而是主動設計陷阱——比如祁山九寨預先挖好地道，等姜維一在某處下寨就從地道破陣 [c:16673]——這意味著雙方的攻守關係正在悄然反轉。
關鍵決策點
後期北伐的幾個關鍵決策點都映射了姜維的戰略困境。第一是253年那次——他兵至牛頭山被陳泰截路、洮水糧道被郭淮斷絕，幾乎全軍覆沒；只是在陽平關憑諸葛亮臨終遺制的「連弩」反伏弩齊發才幸免 [c:16670]。這一戰說明僅靠傳統正面攻勢已經無法突破陳泰－郭淮防線。第二是祁山九寨之役——他堅信本方調度無誤而下寨於王含、蔣斌的陣中，恰好命中鄧艾事先布置的地道位置，左營被夜襲，全軍潰亂 [c:16673]。這一仗暴露了姜維在戰術細節上對鄧艾的劣勢——後者已經能從「地脈」層面預判蜀軍選擇的紮營點。第三是反間——姜維好不容易奪下祁山寨，劉禪卻被反間計影響下詔召回，姜維奏曰「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但後主「默然不語」 [c:16674]。這件事點出了蜀漢後期北伐的真正死穴：前線勝負已經不取決於戰場，而取決於成都朝堂。
結果與回響
這一系列後期攻勢的累計影響很重。從消耗看，蜀漢財政與人力被反覆透支；從政治看，黃皓與黨均一類佞臣的反間能力被反覆證明，朝堂對前線的信任在持續下降；從戰略看，姜維最後一次以「司馬昭弒曹髦」為旗號大舉北伐時（260－261），夏侯霸誤入洮陽空城被伏、歿於城下，姜維失去最重要的參謀 [c:16675][c:16676]。最終姜維選擇把主力屯於沓中，名為屯田、實則避禍——這是後期北伐時期最關鍵的一步退縮，也是後來鍾會、鄧艾大舉南下時蜀漢防線被打穿的結構性前奏。
反事實推演
設想姜維在祁山九寨之敗後改換戰術、不再依賴大規模集結而採「游擊式騷擾」＋「據點屯田」組合，蜀漢的國力消耗會顯著放緩，但放棄大規模攻勢也意味著失去對魏國的戰略壓力——魏國可以從容地對內整合、對外伐吳。設想劉禪沒有被反間計召回姜維，則姜維有可能在祁山一線建立較穩固的前沿，但這只是延緩——蜀魏國力差距以及鄧艾在戰術層面的領先，決定了最終結果不會有根本改變。最尖銳的反事實是夏侯霸——如果他沒有死在洮陽空城，姜維後期北伐的參謀核心就不會消失，沓中屯田時期的決策可能更穩健、對鄧艾偷渡陰平的預警可能更早出現。從這個角度看，洮陽之敗遠比戰役本身規模重要——它把姜維僅剩的一位深諳隴西地理的高級參謀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