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從政治史的脈絡看，黃龍元年（229）的吳蜀盟誓不是一次孤立外交事件， 而是建興元年（223）鄧芝重修盟好以來六年外交努力的最終結晶。 223年劉備死於白帝、夷陵創傷未愈，諸葛亮派鄧芝赴吳啟動了戰略再平衡； 之後六年蜀漢數次出兵祁山，吳國南拒山越、北擾合肥， 兩國實際上已在戰場層面形成默契分工。 當孫權229年正式稱帝，蜀漢面臨的不是「是否絕盟」的問題， 而是「如何讓自己的合法性敘事容納一個新皇帝」的問題。 陳震作為衛尉出使，並不是普通使節—— 衛尉本是宮禁衛戍長官，派此級別的官員去慶賀登基， 本身就是承認對方帝制的強烈訊號。
主要人物
諸葛亮是此事在蜀漢一側的決策核心。當後主與群臣商議時， 眾議皆主張「孫權僭越，宜絕其盟好」——這是符合儒家正統觀念的反應—— 但諸葛亮堅持採取相反的路線。 孫權的角色則帶有更明顯的實利計算： 他選擇在武昌而非建業稱帝，是為了貼近抗魏前線； 選擇在稱帝同年立刻與蜀分疆，是為了用條約形式鎖定雙方協同。 陳震本人雖然在《三國志》中傳記簡略， 但他承擔的任務級別極高——既要在公開儀式上完成登壇盟誓， 又要在私下傳達諸葛亮願意承認孫權帝號的核心立場， 是蜀漢外交人才中少數能在此類高敏感場合勝任的人選。
核心議題
本次盟誓在政治理論層面提出了一個三國時期最大膽的命題： 「正統」可以由兩個皇帝同時聲稱。 在漢代以來的政治傳統中，「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蜀漢以「漢室正統」自居，本應否認任何其他帝號。 諸葛亮的選擇實際上是把意識形態服從於戰略—— 承認孫權的帝號，是為了換取共同伐魏的現實合作。 這背後是一種極為成熟的現實主義： 正統的最終判定者是勝利者，而不是當代的爭論； 與其在意識形態上零和，不如先在戰場上協同削弱共同敵人。 這一思路對後世的多極外交有深遠啟發。
政治後果
從條約文本看，盟誓約定豫、青、徐、幽屬吳， 兗、冀、并、涼屬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 這一劃分有幾個特點值得分析。 其一，蜀漢得到的四州在地理上位於曹魏的西北、北部， 與漢中前出秦嶺的進攻方向一致； 其二，吳國得到的四州集中在曹魏的東部和東北部， 與從合肥、徐州方向的攻勢相吻合； 其三，作為帝都所在的司州被對半切分， 既保證了雙方都有正都候選地，又避免了未來分贓的爭議。 這種地理分工設計上是合理的，但實際執行中兩國從未真正打到所約定的疆界。 從戰略效果看，盟誓最重要的政治後果不是分地， 而是為蜀漢之後五次北伐提供了穩定的東方後方—— 孫吳在合肥方向持續給曹魏製造壓力，使曹魏始終不能集中兵力西向。
反事實推演
如果蜀漢聽從群臣意見拒絕承認孫權帝號，會發生什麼？ 最可能的結果是吳國轉而與曹魏修和—— 孫吳在220年代曾兩度向曹魏稱臣，技術上有此先例。 果真如此，蜀漢將獨自面對整個北方， 諸葛亮的北伐將完全失去戰略呼應， 甚至要擔心東南方向的吳軍南上夔門。 反過來，如果孫權遲遲不稱帝、不要求承認， 則盟約維持現狀即可——但孫權稱帝是其國內政治的必然， 不可能為外交考慮無限期推遲。 從這個角度看，諸葛亮的決策幾乎沒有可替代項： 這是一次在意識形態上付出代價、 但在戰略上必須支付的「高昂保費」。 也正因此，吳蜀盟誓被後世視為三國時期最具教科書意義的同盟外交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