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情境
從傳記的視角看，周瑜的最後階段是一次極為典型的「未竟戰略中道遇病」。 建安十五年（210）他剛向孫權當面陳述了完整的西線戰略——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這是一份完整的「取蜀—結馬超—蹙曹操」的西北戰略藍圖， 也是孫吳軍政體系中第一次出現這種全局性、多步驟的戰略規劃。 孫權批准之後，周瑜回江陵整裝行裝， 途中至巴丘——這裡曾是他在赤壁戰後駐軍的根據地—— 突染疾病而卒，時年三十六。 從臨終情境看，他並未在戰場上倒下， 而是在為下一次出征做準備時倒下， 這種「死於行裝途中」的方式， 讓他的人生戛然停在「未竟」二字上。
遺言或遺命
在演義敘事中，周瑜的最後舉動是寫遺書薦魯肅自代—— 「眾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 乃薦魯肅以自代也」。 這一舉薦在政治史上的意義遠超過其文學意義： 它是孫吳政權第一次出現「前任主帥指定後繼者」的正式交接， 也意味著孫吳軍政體制中「將主之間不可移交」的傳統在此打開缺口。 孫權對此的反應是「放聲大哭」並立刻接受舉薦， 這種幾乎不加猶豫的接受， 反映了周瑜在孫權心中的特殊地位—— 他的臨終建議被默認具有最高優先順位。 相比之下， 正史中周瑜臨終的奏疏（「疾困與吳主權箋」）也包含同樣的舉薦核心， 但更強調對孫權個人的勸諫—— 這種政治傳位的形式在漢末軍閥體系中並不常見。
身後事
孫權對周瑜的身後處理規格極高—— 「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 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 這種君主穿素服、親迎靈柩、由公帑全程供給喪葬費用的待遇， 在三國時期是少見的。 孫權後來還專門下令「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 即周瑜的門客客將無人敢追問其去向， 實際上是把周瑜的私人僚屬作為政治資產予以保護。 在演義敘事中， 諸葛亮親自從荊州赴巴丘奠祭， 儘管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 孔明仍以隆重的祭文表達對周瑜的敬意， 並藉此機會帶回龐統—— 這一段情節雖然是文學加工， 但它準確捕捉到了周瑜之死對孫劉聯盟的影響： 雙方都意識到一位時代級的統帥離場所留下的真空。
歷史評價
從戰略影響看，周瑜的離世對孫吳的代價是巨大的。 其一，西取益州的戰略被立刻擱置—— 魯肅接任後轉向「協同劉備共抗曹」的守勢路線， 孫吳主動進取的西線機會被永久關閉。 其二，孫吳軍政體系從「周瑜模式」 （文武兼資、獨當一面、可以對君主直諫） 轉向「魯肅—呂蒙模式」 （以穩守為主、以情報為輔）， 這種轉變在十年後由呂蒙白衣渡江爆發出短暫的進取性， 但再無能與周瑜相比的全局戰略家出現。 其三，對孫權個人而言， 周瑜是少數能與之直接討論戰略的盟友， 他的離世使孫權之後的決策更加依賴文官集團的「商議」程序， 孫吳的決策效率從此結構性下降。 從更廣的歷史評價看， 周瑜代表著孫吳軍事傳統的一個高點—— 既能水戰又能攻城， 既能與盟友合作又能識破盟友的危險， 既能上疏直諫又能在臨終主動讓位。 他的早逝是孫吳歷史上最大的非戰鬥性損失之一， 也是三國早期格局走向穩定化的隱性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