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這段盟好重建跨越了從223年到229年的整整六年，需要還原成三個階段才能看清。 第一階段是221–222年劉備伐吳、夷陵慘敗、白帝託孤——孫權雖然軍事上完勝， 但他清楚地意識到正面打掉蜀漢只會讓曹丕坐收漁利，因此戰後即派遣使者赴白帝問候， 為日後修盟留出餘地。第二階段是223–227年的"溫和接觸期"—— 劉備去世後諸葛亮主政蜀漢，他在《與孫權書》中強調"漢吳一家"的戰略共識， 孫權派鄧芝、張溫為使，雙方逐步恢復正式邦交，但此時仍是相互試探，未真正聯合行動。 第三階段以228年陸遜石亭大破曹休為關鍵節點——勝利讓東吳有了對外炫示的資本， 陸遜主動向孫權進言修書入川請諸葛亮配合北伐 [c:16718]，自此盟好真正進入實務聯動階段。
主要人物
孫權在整個修盟過程中扮演了"現實主義君主"的角色：他既要利用蜀漢牽制曹魏， 也要避免被諸葛亮拖入耗戰。陸遜是修盟的實務推手——他在石亭得勝後並未主張乘勢北上， 而是把外交價值最大化，寫信入川，邀諸葛亮共同行動 [c:16718]；這反映出他對吳國戰略的清醒： 江東軍力不足以單獨翻盤，必須靠盟好維持戰略平衡。諸葛亮則是修盟的最大受益者， 他在漢中"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正欲北出，吳使來書恰好為他的北伐計畫提供了戰略掩護 [c:16719]； 此後他多次遣費禕入吳遞書，把吳蜀盟好作為蜀漢戰略的常設支柱 [c:16720]。 劉禪在演義敘事中只是一個"大喜"的接收者，但在制度層面，他對修盟的認可使吳蜀關係 避免了類似劉備伐吳那種君主一人改寫國策的風險。
核心議題
這場修盟的核心議題有三。第一是"如何超越夷陵之恨"。夷陵之戰後，蜀漢損失關羽、張飛兩代 軍政骨幹，國仇家恨極深；要使這樣的兩國重新結盟，必須依賴一位能夠把"國家利益"置於 "君主復仇"之上的執政者——這恰好是諸葛亮在白帝託孤後承擔的角色。第二是"盟好的實務化"。 此前孫劉聯盟在赤壁、漢中等階段一直是臨時性、口頭性的，但228年之後吳蜀透過書信、 互通軍情、甚至229年的"中分天下"盟誓走向制度化。第三是"如何處理稱帝問題"。 229年孫權正式稱帝，破壞了原本"漢室正統"的法理框架，蜀漢本可藉此翻臉， 但諸葛亮以政治理性壓住道義爭議，遣費禕入吳祝賀並簽訂正式盟約 [c:16720]， 把兩國關係從"倫理上的勉強"升華為"地緣上的穩固"。
政治後果
最直接的成果是吳蜀兩國此後三十年再無大規模交兵，西線江漢、北線淮南、東線揚州的 戰略格局基本固定下來，曹魏始終在兩條戰線之間分兵應對。其次是吳蜀分工：諸葛亮以 漢中為基地連年北伐祁山，孫權則以合肥新城方向、襄陽方向反覆牽制曹魏， 使曹魏始終無法集中兵力解決任何一方。第三是文化與制度上的影響：諸葛亮的"東和孫權" 戰略被姜維全盤繼承，吳蜀外交往來一直延續至263年蜀漢滅亡前夕， 甚至在鄧艾偷渡陰平、劉禪出降之後，孫休仍試圖遣兵援蜀，體現了這套盟好的韌性。
反事實推演
如果228年石亭之役沒有發生、陸遜缺少向川中誇示的資本，那麼吳蜀關係可能停留在 "鄧芝、張溫式"的禮節性接觸，無法進入實務聯動；這樣諸葛亮一出祁山時就要孤軍承擔 曹魏全部主力，北伐節奏被迫放慢，蜀漢國力的損耗反而會更劇烈。反過來， 若229年孫權稱帝時諸葛亮出於"漢室正統"考量拒絕承認，那麼兩國將立刻進入冷戰， 曹魏會成為這種破裂的最大受益方，吳蜀格局可能在230年代就崩潰。 從這個角度看，諸葛亮以政治理性接受孫權稱帝，是修盟最關鍵的一步—— 這一步把倫理衝突轉化為地緣合作，使三國鼎立得以延續到2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