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蜀科》的制定時點選在建安十九年益州初定之際，並非偶然。從政治繼承的角度看，益州自劉焉、劉璋父子治理已二十餘年，形成了「寬柔無章、豪族橫行」的政治積習——州牧的命令不出府門、地方豪強各設私法、官員俸祿靠攀附豪強而非朝廷給付——這套體系在劉璋時代尚能勉強運轉，但在三國戰國背景下完全沒有抵抗外力的能力。劉備入蜀過程中雖然在軍事上摧毀了劉璋的抵抗，但接收來的是一個體制鬆散、風氣因循的爛攤子。諸葛亮敏銳地意識到，新政權要在這片土地上立足，必須用一套與劉璋時代截然不同的法政體系來重新組織官民關係，否則蜀地很快會演化為「換了主人但沒換體制」的舊益州。法正以「高祖約法三章」為例反對嚴刑，反映的恰恰是舊益州士族集團對寬柔治理的偏好——他們希望新主人維持舊規則；諸葛亮以「劉璋闇弱、德政不舉」作答，正是對這一偏好的明確拒絕。
主要人物
《蜀科》的制定雖然在演義中只突出諸葛亮一人，但實際上是一個由五位核心人物組成的立法小組：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諸葛亮作為軍師將軍總攬，確定立法的基本方向是「威之以法、恩榮並濟」。法正作為益州本土集團的代表，在立法過程中扮演「反對派」角色——他的反對不僅出於個人立場，更代表了益州士族對「嚴刑」路線的整體疑慮，他的「拜服」具有把益州士族納入新法體系的象徵意義。劉巴擅經濟與文書，由零陵入蜀後被諸葛亮極為器重，《蜀科》中關於錢幣、租稅、契約的部分多由其主持。伊籍是荊州派資深謀士，承擔把荊州集團帶入益州法政體系的協調角色。李嚴是益州東州派代表，他的參與使新法在執行層面能獲得東州士人的支持。這五人組合，本質上是把「荊州+東州+本土+諸葛亮總攬」四個力量同時鎖入立法過程，使《蜀科》具有跨派系的合法性基礎。
核心議題
《蜀科》的核心議題是「嚴刑」與「寬仁」的邊界。諸葛亮的論證邏輯分三層：第一層是診斷——劉璋的失敗不是因為法嚴，而是因為「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即純粹靠恩典與官位維持的體系必然腐爛。第二層是處方——必須用「法」來確立官民關係的基準線，「法行則知恩」，即在嚴格執行法律的前提下偶爾的寬容才有意義。第三層是配套——「恩榮並濟、上下有節」，法嚴必須配合明確的賞罰激勵，使官員既怕法也想立功。這套理論與韓非的「法術勢」已經接近，但又有諸葛亮特有的儒法折中——他沒有走向純粹的法家專制，而是在法的基礎上保留「恩榮」作為彈性空間。這一議題在制度史上的意義遠超《蜀科》本身：它實際上構成了諸葛亮二十年治蜀的總綱，也成為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評價其「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根源。另一個隱含議題是土地與賦稅。趙雲諫止劉備分賜成都田宅給諸將，主張「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這一原則被《蜀科》吸收，構成了蜀漢立國後基本的土地政策。
政治後果
《蜀科》的政治後果有四層。第一是立國基礎的奠定：從建安十九年到章武元年（221）劉備稱帝、再到延熙年間蜀漢鼎盛，蜀漢的法政體系基本沿用《蜀科》框架；這一框架的嚴密程度使蜀漢成為三國中政治效率最高的政權，「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的格局得以建立。第二是與益州本土士族的整合：法正、李嚴等本土代表透過參與立法，將自己的政治位置牢牢綁定到新政權上，這種整合在諸葛亮死後仍延續——蔣琬、費禕、董允、姜維四代主政都未根本動搖《蜀科》體系，反映出其制度韌性。第三是反向影響曹魏與東吳：陳群、劉廙等曹魏立法者多次研習蜀漢的法政經驗，曹魏的《新律》（229年制定）在結構上明顯受到《蜀科》「嚴刑+恩榮」思路的影響；東吳的法政則相對雜亂，未形成與蜀漢類似的體系。第四是文化象徵：《蜀科》使諸葛亮在後世法政史上獲得「以法治國典範」的形象，與商鞅、王安石、張居正等並稱，這一形象遠超其作為軍事統帥或外交家的成就，成為後世士大夫援引諸葛亮時最常用的政治原型。
反事實推演
若諸葛亮採納法正的「約法三章」路線，蜀漢的發展會如何？從短期看，益州本土士族會更加滿意，劉備初入蜀的政治阻力會更小。但從中長期看，寬柔之政會延續劉璋時代的體制痼疾——豪強坐大、官員怠政、稅賦無章——蜀漢很可能在三五年內重蹈劉璋覆轍，連諸葛亮北伐所需的穩定後方都無法建立。換言之，《蜀科》的嚴刑路線在短期看是不討好的、在長期看是必需的，這一選擇本身考驗的是諸葛亮對「政治時間尺度」的判斷能力。另一條反事實是：若法正不「拜服」而堅持反對，《蜀科》能否推行？以諸葛亮在劉備心中的位置，他完全可以單方面推行新法，但代價是益州本土集團的隱性抵制——法正的「拜服」是一種公開的政治背書，把潛在反對者轉化為支持者，這種政治智慧本身已超越法律技術，進入治國藝術的層面。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蜀科》是中國古代史上少見的「小政權立國前夕系統立法」案例——比之曹魏的《新律》要早15年、比之西晉的《泰始律》要早57年——它的成功證明了，立國成敗的關鍵不在版圖大小，而在於能否在第一時間用一套清晰的規則把異質性的政治力量整合到同一個秩序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