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從現代戰史的視角看，劉備東征是一場典型的「情緒驅動型戰略選擇」。蜀漢的真正戰略對手始終是占據中原九州的曹魏，《隆中對》設計的兩路出擊——荊州一路出宛、洛，益州一路出秦川——是蜀漢唯一可能撼動曹魏的劇本。而孫吳在戰略上則是必須維持的盟友，否則蜀漢將單獨承受曹魏全部壓力。然而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北伐失利、荊州陷落、關羽被害，把劉備推到了一個個人情感與國家利益嚴重衝突的十字路口。演義中趙雲的勸諫一針見血地點明了這一矛盾：「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主張「以天下為重」。但劉備視桃園誓約重於國家戰略，最終選擇了私義壓倒公義的路徑。
雙方部署
蜀漢一方動員了幾乎全部能調動的野戰兵力，號稱七十餘萬（演義誇張數字），實際推算應在四到五萬之間，主力沿長江三峽順流而下，進入夷陵—猇亭一線，張苞、關興為前部，馮習、張南為左右督，馬良隨軍參謀南夷武陵蠻。諸葛亮被留在成都坐鎮後方，趙雲則被派督江州為後援——這一安排已暴露問題：蜀漢最具大局觀的兩位關鍵人物都沒有上前線。東吳一方在初期主動後撤，孫權拜陸遜為大都督，統朱然、潘璋、宋謙、徐盛、丁奉等將，憑藉長江下游地利和山地險阻，在夷陵一線扎穩腳跟，主動放棄巴東、秭歸數百里，把戰線拉到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關鍵決策點
第一個關鍵決策點是出兵前的戰略選擇。劉備拒絕了「先北後東」的建議，把戰略次序倒置，使蜀漢陷入兩面作戰的潛在風險。第二個決策點是戰場態勢惡化後的「連營」選擇。蜀軍推進至夷陵後因暑熱難當，劉備命各營移入山林、依溪傍澗紮下七百里連營，這一布置在水軍支援、機動性、防火三方面皆成隱患，被陸遜精準捕捉。第三個決策點是張飛之死後的指揮結構破洞。演義記張飛在出征前被部將範疆、張達所殺，劉備失去了最具戰鬥號召力的副手；與張飛同期完成的桃園三結義至此徹底破碎，劉備親征的情感動力反而加倍燃燒，理性判斷被進一步壓制。
結果與回響
陸遜在天時、地利、人和全部成熟後發起火攻，蜀軍七百里連營盡焚，馮習、張南、傅彤、馬良等大批將佐戰死，劉備敗退白帝城，蜀漢精銳幾乎一戰耗盡。這場戰役的回響遠超戰術層面。其一，蜀漢從此再無主動進攻能力，《隆中對》兩路出擊戰略宣告破產，諸葛亮日後六出祁山只是「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政治姿態。其二，關羽—張飛—劉備三人接踵而亡，桃園第一代徹底退場，蜀漢進入「後主時代」，權力中心由情誼政治轉為孔明式的官僚政治。其三，孫劉聯盟在表面破裂後被迫重建，但裂痕永存，三國格局正式定型為「魏強、吳蜀兩弱抱團」的結構，此後四十年再無大變。
反事實推演
若劉備聽從趙雲之議，先發兵漢中、出兵關隴，會有怎樣的不同？最樂觀的推演是：蜀漢趁曹丕稱帝伊始、關中守備未穩、張魯舊地未固之機奇襲長安，即便不能拿下，也能在關中獲得縱深；同時維持孫劉聯盟，由孫權牽制曹魏荊州，蜀漢可能多保住三到五萬野戰軍力，諸葛亮北伐的起點會高得多。更保守的推演是：即便北伐失利，損失也不會像夷陵那樣集中而毀滅性——漢中作戰可分批用兵、便於撤退，而夷陵決戰一敗即傾國。最現實的推演是：劉備性格決定了他不會做這種取捨，這場東征幾乎是宿命性的。理解這點，也就理解了為什麼諸葛亮在《出師表》中隻字不提劉備的戰略錯誤，而是把蜀漢的困局完全歸因於「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他必須替這位老主公保留最後的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