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夷陵之戰發生在三國格局正式定型的臨界點上。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北攻襄樊、東被孫權襲殺於臨沮，蜀漢一夜之間失去荊州六郡及全部荊州軍；這意味著諸葛亮《隆中對》中「跨有荊益」的戰略基礎被徹底破壞。章武元年（221）劉備稱帝後東征，從一開始就具有雙重性質：一是政治意義上的「為關羽報仇」，二是戰略意義上的「奪回荊州」。曹魏方面，劉曄在朝議時獨排眾議，預言劉備必將出兵——理由不是情誼，而是「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這說明在當時的局中人看來，蜀漢新立、必須以一場對外攻勢證明國勢，本身就是結構性約束。
雙方部署
蜀方主力以諸將分梯次推進：黃權督江北諸軍、與魏軍對峙以防曹丕乘虛南下；吳班、陳式率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先主自秭歸率諸將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侍中馬良安撫武陵五溪蠻夷，使其「咸相率響應」。整體看是「水陸並進、北防魏南連蠻」的較完整布局。問題出現在二月以後——蜀軍推進到崎嶇山地之後，自然不能再讓大船在峽江一線展開，於是「舍船就步、處處結營」，沿山七百餘里立數十屯。這就是後來曹丕譏諷「備不曉兵」的「七百里連營」。吳方則反過來：陸遜以大都督節制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共約五萬人，初戰即放棄前沿迅速後撤、退至夷陵－猇亭一線據守，把山地縱深完全讓給蜀軍。
關鍵決策點
這一役真正決定勝負的不是火攻，而是陸遜「主動退卻」的判斷。開戰之初，吳軍諸將多主張迎擊，陸遜不許——理由是蜀軍「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他選擇以時間換空間，讓蜀軍在七百里山地中鋪開兵力、消耗補給、磨損士氣。這種「以退誘進」的方式對將領的政治信用要求極高——退卻很容易被部下解讀為畏敵，陸遜不得不幾次按劍壓下不服。等蜀軍在山中紮營至六月、士氣與戰鬥力都明顯下降之後，他先試攻一營失敗，得到「破之之術」的具體把握——以茅草起火、火勢成形之後通軍同時進攻。第二個關鍵決策是不救孫桓。孫桓被圍於夷道，多次告急，陸遜堅持「未可」，理由是孫桓城牢糧足、能撐到大勢翻盤——這就避免了把主力拉去救援前線據點的陷阱。
結果與回響
閏六月吳軍全線反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蜀軍主力在數日內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劉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亦被陸遜四面蹙攻，「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這一段記載裡「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的描寫顯示蜀軍潰敗的徹底性。鎮北將軍黃權因歸路被切斷而北降魏國。法正若在，則諸葛亮認為「必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次年（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劉備病歿於白帝城，永安託孤。蜀漢從此進入諸葛亮主政時期，整個對外戰略也從「東進收復荊州」轉向「北伐涼雍」，與孫吳重新結盟，再無大規模東向行動。陸遜一戰成名，奠定其後期作為孫吳主帥的政治地位。
反事實推演
夷陵之戰的反事實推演主要在三條線上展開。第一條：若蜀軍堅持水陸並進、不捨船就步，把舟師與陸軍始終保持聯動，陸遜的火攻就無法對全線展開效果——曹丕的評價「備不曉兵」在這條假設下不成立，蜀軍極可能與吳軍在夷陵－公安一線長期相持，最終以孫吳主動議和而結束。第二條：若法正、龐統等謀士在場（龐統211年戰歿、法正220年病死），劉備可能不會任意把營寨「處處結營沿山七百里」，至少會採取陸遜最初擔心的「水陸俱進」形態。第三條：若劉備戰敗後未崩於白帝、而是回成都重新整軍，蜀漢可能不會立刻轉向北伐路線，諸葛亮也不會有日後獨立施政的空間——整個蜀漢的政治路徑將完全不同。換言之，夷陵之戰不僅決定了荊州歸屬，也決定了三國對峙的軸線從「兩強夾擊中原」變成「南北分立、東西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