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情境
章武元年的張飛，處在一個情緒極度失衡的狀態。關羽被東吳所殺的消息傳到閬中後，他與劉備一樣陷入復仇執念。演義把這種執念外化為一道近乎不可能完成的軍令：限三日內備齊全軍白旗白甲，掛孝伐吳。這條命令的核心問題不是悲憤過度，而是制度上的不可執行——白旗白甲是喪禮禮儀用品，全軍編制級別的白甲短期內根本無法置辦。範疆、張達入帳請求寬限是非常符合常理的軍政流程；但張飛此時已無法接受任何「延遲」的暗示，因為延遲意味著背叛了對關羽的承諾。鞭背各五十的處罰不僅過重，更附加了「如期不成即殺汝二人示眾」的死亡威脅，這把兩位下屬推到了「等死與拼死」的二選一困境。這是張飛性格中「專要鞭撻士卒」的舊弊在情緒失控狀態下走到了極端。
遺言或遺命
演義在張飛之死這件事上沒有給他留下戰場遺言式的悲壯場景。他不是死在戰陣上，而是死在自己醉臥的床榻上。兩個被鞭打的部下在商議時說得很冷：與其等死，不如先動手；他若不當死，則醉於床；若當死，則不醉。這是一種典型的「賭運」心態，但也是被逼到牆角後唯一的生路。張飛的「遺命」在此處只能從他生前的最後一道軍令裡追溯——白旗白甲伐吳的命令本身，就是他留給蜀漢的最後政治表態。這個表態把他與劉備伐吳綁定在一起，讓他的死成為整場夷陵之戰的情緒導火索。
身後事
範疆、張達割下首級後連夜投奔東吳，長子張苞奉父靈棺白袍銀鎧來見劉備。劉備在張飛死訊之夜已經因天象異變而心生不祥；得訊後放聲大哭、昏絕於地，幾乎中斷了出征準備。諸葛亮在送行回成都的路上發出了那句意味深長的判斷——「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這是從政治理性角度對劉備伐吳決策的間接否定。從戰略後果看，張飛之死至少有三重影響：一是蜀漢損失了最具獨立指揮能力的方面軍主將之一，伐吳軍團失去了關羽張飛兩根支柱；二是把關羽之死、張飛之死疊加成的雙重悲憤推到了頂點，使劉備徹底喪失了聽取理性反對的可能；三是範疆、張達投吳本身成為孫權「避戰求和」姿態下的麻煩——東吳既不能完全接納，也不便交回。
歷史評價
從將領管理角度看，張飛的死方式幾乎是他多年來對部下苛酷的必然反噬。陳壽在《三國志》中對他的評語就提到「暴而無恩、以短取敗」，演義此處的處理可以看作對正史評價的戲劇化具體呈現。但從戰略敘事看，張飛之死的真正悲劇不在他個人的失誤，而在他作為夷陵戰前唯一仍能向劉備直諫的將領的損失——關羽已死、法正已逝，能壓住劉備情緒的人本就所剩無幾，張飛如果活著，至少在戰場指揮層面能穩住一翼。諸葛亮「法孝直若在」的感嘆，其實暗含了同樣的痛——蜀漢政權進入一個理性聲音斷裂、決策完全被情緒驅動的危險窗口。張飛之死與夷陵慘敗構成了這一窗口的開端和高潮，二者本質上是同一條情緒鏈條的兩個節點。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張飛之死也是蜀漢第二代將領（張苞、關興）登場的起點，標誌著第一代核心武將群體的全面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