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布背景
建安十三年六月的「罷三公自任丞相」詔令，是曹操在政治制度層面的一次重大 改革。東漢的三公制——太尉掌軍、司徒掌民、司空掌工——自光武中興以來 已經延續了一百八十多年，是漢代官僚體系的頂層結構。三公在制度上獨立於 皇帝、相互制衡，是儒家「君臣共治」理念的具體體現。但這一制度在漢末早已 名存實亡：從董卓廢少帝以來，三公的實際權力被外戚、宦官、權臣輪流架空， 到了獻帝時期更是只剩禮儀職能。曹操選擇在此時正式廢除三公，時間點與 南征荊州的軍事動員高度同步——他需要一個不受任何制度約束的指揮位置， 以便迅速調動跨州的兵力與資源。
主要內容
詔令本身簡短直接：罷太尉、司徒、司空三職，以丞相一人兼之。丞相是西漢 初年的最高文官職位，自漢武帝改丞相為三公制之後已有兩百年未曾使用， 曹操選擇恢復這一古制，明顯是借古之名行集權之實。配合丞相職位，曹操 設立東曹、西曹、文學三掾作為幕府核心——東曹掾掌二千石以上官員的人事 任免，西曹掾掌府內官員的考核，文學掾掌典籍文章與機要文書。 這三掾合起來形成一個獨立於漢廷三公九卿體系之外的「丞相府」，事實上 把漢廷的行政機能轉移到了丞相府內。在人事安排上，毛玠以清廉直諫聞名、 崔琰以士族領袖身份壓陣、司馬懿則代表新興的河內士族——三人組合既 覆蓋了道德聲譽、士林威望、新興勢力三個層面，又互相牽制，避免任何 一人獨大。
執行情況
詔令頒布之後立即生效，沒有遇到任何來自朝廷或士林的實質抵抗——這與 幾年後封魏公時荀彧反對、封魏王時荀攸反對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原因 在於：廢三公在表面上只是「恢復古制」而非僭越，丞相本就是漢初的合法 官職，曹操作為漢相恢復這一職位完全可以解釋為「返璞歸真」；同時三公 本已虛名無實，廢之並未損害任何具體派系的實際利益，反對的成本遠 高於收益。司馬懿正是借這次任命首次進入曹操核心幕府——演義特意點出 他的家世「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 暗示河內司馬氏的政治布局由此正式開啟。這是演義在為日後 司馬氏代魏埋下伏筆。
政治影響
廢三公的直接影響有三層。第一是行政效率層面：所有軍政命令不再需要 三公會簽，丞相府可以直接發文，南征荊州的快速動員（五十萬大軍在 數月內集結）正是這一改革的紅利。第二是權力結構層面：丞相府作為 獨立於漢廷的核心政治機關被確立下來，此後曹操的所有重要決策都 在丞相府而非漢廷做出，漢廷的尚書台、九卿等機構逐步淪為禮儀部門。 第三、也是最深遠的，是制度範式層面：曹操廢三公一人相，開啟了 漢末「權臣以丞相位行皇權」的傳統，此後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都 以丞相位執魏政；西晉之後這一模式被反覆使用，直到隋唐的三省六部 制取代為止。從長時段看，曹操這次改革實質上終結了東漢的三公時代， 打開了從「三公分權」到「宰相獨尊」的過渡通道。
從另一個角度看，廢三公自任丞相也暴露了曹操在制度設計上的「集權 本能」——他始終傾向於把權力集中在自己個人和直接控制的小幕僚團隊 手裡，而非透過制度化的分權安排來穩定政權。這一傾向在他生前是 優勢（高效、快速決策），但也為日後曹魏政權的脆弱埋下了伏筆： 當曹操不在、繼承人能力不足時，集中的權力很容易被新的權臣（司馬 懿）以同樣的方式接管。廢三公的最大諷刺，正在於它最終為司馬氏 代魏提供了制度模板——司馬懿、司馬昭以丞相位代曹氏，所走的正是 曹操當年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