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青龍二年（234）是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關鍵年份。蜀漢丞相親率大軍出斜谷、屯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渭南；同時按照諸葛亮與孫權多年來形成的「東西並舉」戰略，吳主孫權親率主力北上巢湖口，分三路威脅淮南、襄陽，意圖透過吸引魏軍東線兵力為西線減壓 [c:17246]。 對曹魏而言，這是自魏文帝時期以來最嚴峻的多線壓力。明帝曹叡需要在司馬懿、滿寵、田豫等幾條戰線上同時部署應對，而滿寵所守的合肥新城正是淮南防禦體系的最薄弱也是最關鍵的一環——它位於巢湖以北、壽春以南，孫權水軍一旦攻克，便可直插淮河腹地。
雙方部署
孫權此次出動了正面攻堅、側翼騷擾和遠程牽制三層兵力：本人親率主力撲合肥新城，陸議、孫韶各領萬餘人入淮、沔牽制襄陽與壽春，構成多點壓力 [c:17246]。曹叡的反應也頗具決斷：他沒有聽從滿寵「放棄新城、誘敵深入壽春」的建議，而是堅持新城作為前沿支點的戰略價值，引用光武帝據守略陽破隗囂的先例，強調「地有所必爭」。這一判斷的核心是：合肥新城雖偏前，但放棄就等於把整條淮南防線後退百里，士氣和地理俱失。 曹叡同時親御龍舟東征——這是少有的皇帝御駕親征事件，旨在以政治姿態壓制吳軍士氣，迫使孫權在魏帝主力抵達前撤圍。
關鍵決策點
這場仗的轉折點是滿寵「以小搏大」的火攻戰術。面對吳軍大規模圍城器械（雲梯、衝車、攻城塔等），滿寵沒有選擇硬拼守城兵力，而是從守軍中挑選數十名壯士，用松枝裹麻油作成火炬，借上風方向縱火焚燒吳軍布置在城下的攻具。這一戰術的精妙在於三點：第一，目標選擇上瞄準的是吳軍最稀缺、最難補充的攻城器具，而非士兵；第二，時機抓住了上風條件，使火勢能夠延燒整片器具堆放區；第三，混亂中精準射殺孫權侄孫孫泰，對吳軍指揮層造成心理震懾 [c:17246]。 從決策學角度看，滿寵的反例是固守待援的常規思路。如果按常規守城，吳軍以兵力優勢分批攻打，魏軍要麼消耗殆盡，要麼等不到曹叡主力抵達。火攻則將守勢瞬間轉為攻勢，打亂了吳軍的攻城節奏。
結果與回響
戰果直接而顯著：吳軍器具大量焚毀，孫泰陣亡，攻城節奏被打斷，士氣受挫。疊加曹叡車駕「未至數百里」的政治壓力，孫權選擇撤軍，陸議、孫韶兩路也隨之回撤 [c:17246]。曹叡隨後進軍壽春、犒勞合肥諸軍，並對有功諸將封賞，魏國淮南防線的威信因此鞏固。 對吳國而言，這次北伐是孫權晚年規模最大的一次親征失利。再加上同年諸葛亮病逝於五丈原，吳蜀「東西並舉」的協同戰略徹底破產。此後近二十年，孫權再未親自組織如此大規模的北伐，淮南方向轉入低強度襲擾為主的態勢。
反事實推演
如果滿寵按最初的設想放棄新城、退守壽春，把孫權「引致」到平原決戰，結果會怎樣？歷史無法重演，但可以做幾個判斷：第一，孫權吳軍主力為水軍，離開水路深入陸地腹地，補給將極度脆弱；第二，魏軍在壽春一帶的騎兵優勢可以充分發揮；第三，但這一方案的政治代價是放棄合肥新城，相當於公開示弱，會動搖淮南本地豪族對曹魏的歸附意願。曹叡選擇「堅守不棄」是更穩妥的政治判斷，也證明了一線指揮官（滿寵）的戰術靈活性與中央決策（曹叡）的戰略穩健性並不矛盾——正是這兩層疊加，才把一次原本可能的失守翻盤為一場標誌性的火攻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