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236年的孫吳正處於「稱帝後第二個十年」的擴張焦慮期。孫權先後多次北征合肥都以失敗收場， 江北寸土未得，對一個已經稱帝的政權來說政治成本極高。 陸遜與諸葛瑾此次西線進攻襄陽，本質上是合肥屢攻不下後的戰略側向迂迴， 企圖以荊州方向的壓力，迫使魏國分攤兵力，至少在政治上向境內外宣示孫吳並未「南面而怠」。 魏方的襄陽由都督江夏、新城等地的統帥坐鎮，是連接淮南與漢中兩大戰區的樞紐。 此時曹魏明帝當國，西有諸葛亮已逝後的餘威，北有公孫淵的挑釁，南線雖不容失，但兵力分配也極有限。
雙方部署
吳方採用「主帥分擔＋水陸並進」模式。陸遜以荊州牧、上大將軍身份總督全軍， 自江夏沿漢水推進，諸葛瑾以大將軍節度水軍，舟師沿沔水北上，形成鉗形態勢。 陸遜治軍素以「養銳持重」著稱，其前期部署重在隱蔽意圖，連軍內文書往來都派遣親信暗中攜帶。 魏方主帥是都督荊豫諸軍事的胡質（或其前任，史書細節略異）； 襄陽城牆堅厚，加之沔水水位逐漸下降——這是諸葛瑾撤軍建議的實際理由， 舟師機動空間隨枯水期臨近而急劇收窄。
關鍵決策點
這場戰役沒有大規模兵戎相接，勝負完全懸於一次心理博弈。 關鍵節點是陸遜所派傳送軍情的韓扁在沔中被魏軍遊騎捕獲—— 這意味著吳軍兵力部署、補給情況、撤退意圖可能全部為敵方所知。 諸葛瑾在收到失洩消息後立即寫信主張趁早撤軍；陸遜卻把握住了一個關鍵判斷： 敵軍即便已得情報，也未必敢主動出擊，因為他們同樣畏懼陸遜用兵的不可預測性。 於是他選擇反其道行之——在軍中種植葑豆、下棋射箭，營造毫無撤意的悠然氛圍。 這種「反向心理戰」的效果是雙重的：對內穩定軍心，避免諸葛瑾舟師在壓力下倉促拔錨； 對外向敵方傳遞「陸遜另有謀劃」的訊號，迫使魏軍選擇保守應對。 隨後他與諸葛瑾秘議，定下「以陸遜主力佯攻襄陽、瑾軍先期下行」的輪替撤退方案。
結果與回響
吳軍全師而退、未損一兵一卒，這在屢屢受挫的孫吳北伐史上屬罕見戰例。 從戰術層面看，陸遜把「未戰而屈人之兵」的兵法原則用到了撤退之中， 把可能成為一場覆軍之禍的失洩事件，化解為一次幾乎無損的全身而退； 從戰略層面看，此戰進一步鞏固了陸遜在孫吳軍政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他隨後被授予丞相之職，與諸葛瑾共同主導孫吳中後期的對魏政策。 對魏國而言，此戰雖然沒有實際戰果，但暴露了其情報捕獲後的反應遲緩和保守傾向， 此後曹爽、司馬懿主政時期都對荊襄方向加強了戰備。
反事實推演
若陸遜採納諸葛瑾建議立即撤軍，魏軍一旦確認吳軍潰退意圖， 極可能以遊騎追擊，吳軍在沔水枯水期前後的舟船機動將受重創，可能折損主力將領與萬餘兵員。 反之，若陸遜冒進發起強攻襄陽，則會陷入孫吳版本的「合肥困境」—— 攻城受挫加暑期疾病，進退兩難，甚至重演呂蒙奪荊後吳軍在遠離本土作戰中的疲態。 陸遜選擇的「佯攻而後撤」是介於兩端的最優解， 這一決策也成為後世兵家研究「撤退藝術」時必引的範例。 從更宏觀層面看，此戰之後，孫吳對魏國的戰略主動權事實上轉入守勢， 對襄陽－樊城一線的攻勢再未達到此次規模，直至吳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