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孫吳政權的版圖自奪取荊州以來一直存在一個「軟腹部」問題：荊州西南的武陵、零陵、桂陽等郡，山區廣袤，五溪（雄溪、樠溪、辰溪、酉溪、㵲溪）一帶聚居著大量被中原王朝稱為「蠻」的少數民族部落。這些部落與平原漢人州郡的關係長期緊張，每當東吳主力外出征戰或政權內部出現波動，五溪地區就容易爆發反叛。 到黃龍三年（231），孫權稱帝已兩年，南方政權進入鞏固期。但與曹魏在淮南方向的軍事對峙、與蜀漢的盟約維護，都需要穩定的後方。五溪反叛恰在此時再起，威脅到長江中游的糧源地與人力補給，必須盡快平定。
主要人物
此次平叛的最高指揮官是潘濬——一位在東吳政壇地位特殊的人物。他原為劉表、劉備舊部，在關羽鎮守荊州時擔任治中從事，關羽與潘濬關係緊張。建安二十四年（219）呂蒙襲荊州後，潘濬歸降東吳，因熟悉荊州民情而被孫權倚重。 另一位關鍵人物是呂岱，時任交州刺史一帶的資深將領，以多次平定嶺南、交州蠻夷起事著稱。施績（朱然之子朱績，過繼施氏一支）則是新一代將領，在此役中得到鍛鍊。這一組合體現了孫權用人的特點：經驗豐富的潘濬主謀、宿將呂岱協同、年輕將領歷練，三層結構齊備。
核心議題
五溪問題的根源並非單純軍事問題，而是東吳中央與邊緣民族的長期治理矛盾。武陵山區道路險阻、部落分散，單純軍事征服成本極高、維持更難；但如果完全放任，又會有邊境豪族與蠻族結盟、形成事實上的獨立勢力的風險。 潘濬的策略可以概括為「剿撫並用、以撫為主」。對持續反抗的核心部落堅決用兵，但對願意歸服的部落則給予土地、農具、稅收減免等懷柔政策，並透過任命部落首領為吳國地方官的方式，把民族治理納入帝國官僚體系。這種做法不是潘濬獨創——東漢以來歷代王朝對武陵蠻的政策皆類此——但潘濬執行得尤為細緻，加之他本人是荊州人、熟悉當地語言習俗，比純粹外派的將領更有效。
政治後果
五溪之役的平定有幾層影響。短期看，東吳長江中游的後方安全得到保障，可以放心地把荊州兵力調度到西線（與蜀漢的邊境）或東線（與曹魏的淮南戰場）。中期看，呂岱、施績等將領在此役中積累了對南方山區作戰的經驗，為後來呂岱平定交趾、施績戍守荊州奠定基礎。長期看，東吳在荊州西南的治理模式（任命部落首領、以民族官輔政）一直延續到陸抗時代，形成相對穩定的邊疆秩序。 這種秩序的脆弱性在西晉滅吳前夕開始顯現：隨著東吳中央衰落，五溪、長沙等地的「蠻」再度活躍，最終成為東吳覆亡過程中的次要因素之一。但在潘濬這一代人的努力下，五溪邊境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相對安寧。
反事實推演
如果孫權選擇以純粹軍事征服的方式處理五溪問題——如同曹操對烏桓的雷霆出擊——可能在短期內取得更徹底的勝利，但代價是消耗大量東吳主力，且無法應對長江前線的曹魏壓力。 反過來，如果孫權完全放任五溪自治，武陵山區可能逐漸脫離東吳管轄，成為類似漢中張魯政權的獨立勢力，進而被蜀漢或後來的西晉利用，形成對東吳的戰略夾擊。 潘濬選擇的中間路線——有限軍事行動加上長期懷柔治理——是在東吳有限國力下最務實的方案。這一案例也成為後來諸葛恪平山越（約244年前後）的參照模板：南方政權對內部少數民族的治理，必然是治理智慧與軍事壓力的混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