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自建安二十年（215）逍遙津之戰起，合肥就是曹魏淮南防線的命門。東吳每次北伐，幾乎都要在合肥城下兜一圈。問題在於：舊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吳軍以水軍優勢抵近便可圍攻，而魏軍的步騎救援要長途跋涉。滿寵在多年防守經驗中看到了這一結構性弱點——合肥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攻防戰中天然處於不利一方。 到青龍元年（233），孫權稱帝、吳魏邊境壓力驟增，滿寵認為有必要徹底重構這條防線，於是上疏建議在合肥西三十里「奇險可依」的高地另立新城。
主要人物
滿寵作為前線最高指揮官，是此議的發起人。他的邏輯是：把吳軍從其擅長的水戰環境中拖出來，逼迫他們要麼深入陸地決戰、要麼在水陸之間長時間猶豫，從而打破合肥被反覆圍困的循環。 護軍將軍蔣濟在朝中提出強烈反對，理由是政治姿態：移城是「示弱於天下」，讓敵人未攻而我自拔，會助長其氣焰、損害士氣，進而導致淮北全線被動。這是典型的「形勢學派」立場——城池的政治符號意義高於戰術利益。 尚書趙諮則站在滿寵一邊，認為兵法本就是「詭道」，能而示之以弱、利而誘之，正是兵家正理。明帝曹叡最終採納了滿寵和趙諮的方案。
核心議題
這場爭論的實質，是防禦工事的政治價值與戰術價值之爭。蔣濟看到的是「放棄舊城等於承認敵強我弱」的政治訊號；滿寵看到的是「舊城在水邊、敵人隨時可圍」的戰術陷阱。滿寵在重表中引用孫子「能而示之以弱」，把蔣濟擔心的「示弱」反轉為主動的誘敵戰術。這是少有的、由前線指揮官在朝堂論辯中取勝的案例——通常情況下，遠離前線的中央官僚會以政治姿態壓倒戰術理性。 曹叡最終拍板支持滿寵，反映出他對前線判斷的尊重，也反映出曹魏在淮南方向的戰略已經從「前進威懾」轉向「以逸待勞」。
政治後果
新城築成的第一個驗證就來得很快。同年孫權親率大軍欲圍新城，但發現新城遠水，舟船無法直抵城下，「積二十日不敢下船」。這二十天的猶豫期是關鍵的戰略紅利：吳軍離開了水路依託，士氣和後勤都開始動搖。滿寵抓住這個機會，預設六千步騎伏兵，待孫權終於決心上岸「耀兵」示威時突起反擊，斬首數百。從此以後，吳軍每次北伐合肥都要面對同一道難題：要麼放棄水軍優勢深入陸地、要麼望城興嘆。 長期來看，合肥新城成為曹魏淮南防線的支點，直到諸葛恪東興之役（252）、毋丘儉文欽之亂（255）才再次成為東吳或叛軍的爭奪焦點。滿寵也由此成為曹魏後期最受倚重的方面大員之一。
反事實推演
如果蔣濟的反對意見占上風、舊城原地不動呢？結果可能有兩層：第一，孫權次年（青龍二年）的大規模北伐很可能在舊城下取得局部突破，至少在器具焚毀前已經形成圍困態勢；第二，曹叡親征的政治壓力也會減弱，因為舊城本身就是「可以圍攻」的存在，而新城的「久攻不下」才讓魏帝親征顯得有充分的威懾價值。 另一種反事實是：如果新城修建得更遠、更深入腹地，吳軍乾脆不來攻打，轉而繞道襲擾壽春一帶，結果可能更糟——前沿失去了「誘餌」功能。滿寵選擇「西移三十里」而非更遠，恰恰是把「誘敵價值」和「地理險要」做了精確平衡。這也是為何後人評價滿寵「知合肥若知掌紋」——他對這片區域的地形與吳軍行為模式的理解，是經過逍遙津以來近二十年的實戰沉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