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作為現代戰史分析師評估這場短暫、慘烈、注定失敗的政變，必須把它放在建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216–217）的政治急轉彎裡看。曹操於二十一年進位魏王，二十二年立曹丕為世子，整個魏國的篡代時間表已經隱然推進。漢獻帝身邊殘存的「漢室派」——耿紀、韋晃、金禕、吉邈兄弟之流——意識到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耿紀原是丞相府掾出身，韋晃任司直，二人在朝中具備一定品級卻沒有兵權，「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這是一種典型的「既得官位但失去價值認同」的狀態——本不該鋌而走險，但又無路可退。
參與勢力
起事的核心五人各有一種「反曹動機」：耿紀、韋晃出身漢朝官僚體系的中下層，懷有傳統士人「清君側」的政治理想；金禕是漢相金日磾之後，世代漢臣，「安能從賊」；吉邈、吉穆兄弟則是「衣帶詔」案被曹操所殺的太醫吉平之子，懷私仇與公憤於一身。這五人具備的有家僮、私兵共約一千餘，且金禕與許都警備長史王必關係親厚——這是他們唯一一個能夠「近接權力中樞」的入口。但他們沒有任何外援。本應是關鍵變數的關羽集團此時雖在荊州方向積極北進、即將發動襄樊戰役，但許都之亂與關羽北伐之間沒有任何有效協同。
關鍵轉折
整場政變的轉折幾乎全部發生在元宵當夜。計畫本身有可圈點處：選元宵這一城內大張燈火、戒備最鬆的節日；分兩路同時起事，一路在城內攻擊王必營、一路在城外放火接應；目標明確，是迎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但三處致命漏洞在執行中暴露：第一，王必在中箭後僥倖逃脫，跑到金禕家門前求救——金禕竟以為是同黨到達開門，結果暴露身份；第二，城外巡警的夏侯惇帶著三萬正規軍距許都僅五里下寨，火起即時入城，「使一枝軍入城接應」；第三，起事一方沒有動員城中士民——百姓在元宵夜只看燈火，並沒有一致響應「誅國賊」的口號。三個漏洞中最致命的是第二條——夏侯惇駐紮位置之近，說明曹操方面對許都的安保布置已經相當嚴密，所謂「元宵戒備最鬆」的窗口本就不存在。
鎮壓與結果
夏侯惇入城後曹休負責清剿，到天明時金禕、吉邈兄弟皆已死，耿紀、韋晃突出南門時被夏侯惇大軍包圍生擒。曹操的處置極其嚴酷：耿、韋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盡斬於市，「在朝大小百官，盡拿解鄴郡，聽候發落」。這種「宗族連坐＋全朝清洗」是曹操對潛在政敵一貫的處理方式，既殺掉行動者，也徹底改造在朝政治生態。耿紀在刑場上「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的高呼，被認為是建安士風最後的爆發；韋晃以面頓地、咬牙皆碎而死，也成為後世忠義敘事的典範。但這兩人的精神高光，恰恰反襯出他們行動準備的不充分。
歷史回響
耿紀韋晃之亂的歷史回響主要有四層。其一，它是建安年間漢臣最後一次「有組織反曹」的嘗試。此前董承衣帶詔（200）、馬騰父子謀襲曹操（212）、伏皇后密謀（214），加上這一次，幾乎都以失敗和宗族連坐告終；這次之後，許都和鄴城都不再出現具規模的「漢派」反抗。其二，曹操藉此次鎮壓完成了對朝中殘餘漢派的清洗，「百官盡解鄴郡」的操作，使得漢獻帝身邊幾乎再無親信，篡代的時間表實質上不再可逆。其三，它從反面證明了曹丕世子之立的必要性——儲位之爭一年前剛結束，魏國上層已經心向新朝，留給漢臣的政治空間被壓縮到零。其四，這一事件的失敗也提醒後世：城市政變若沒有正規軍和廣泛的市民動員配合，僅靠「內應＋士族家僮」是遠遠不夠的——這是一個被反覆印證的中國古代政變規律。
反事實推演
反事實的第一條是若關羽北伐時間與許都之亂協同。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時曹操確實有「遷都以避鋒芒」的考慮；若再加上許都內部的政變衝擊，曹魏統治中樞可能短期出現真空，漢獻帝有非零機率被迎出。但這需要起事者與關羽方面建立長程聯絡，二一八年初的通訊條件下幾乎不可能實現。第二條反事實是若夏侯惇當夜不在許都郊外巡警。曹操之所以把這位首屈一指的宗族將領放在首都門外，本身就是對漢臣餘黨的最後一道保險——它說明曹操對許都的潛在風險有清醒預判。第三條反事實是若五位主謀中有一位握有兵權，比如能策反禁衛軍的一支。這是耿紀韋晃事件與同時期的「伏皇后事」和後期「司馬懿高平陵之變」最大的差距——後兩者要麼沒有正面武裝對抗、要麼動員了正規軍，而本次政變完全依賴私兵和情緒。這場失敗因此成為一次「理想主義遭遇國家機器」的標本——值得敬，但難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