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黃武元年（222）的濡須之戰，發生在三國關係最微妙的一年。前一年（221）劉備稱帝、孫權稱臣於魏；同年七月，劉備發動夷陵之戰伐吳，孫權全力應對西線；閏六月，陸遜於猇亭大破劉備。這給了曹丕一個看似完美的窗口：吳軍主力被西線吸走，東線空虛，魏國正可以「乘其敝」出兵 [c:17269]。 曹丕的部署是經典的三路伐吳：西路曹真、夏侯尚圍江陵中州，中路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攻呂範，東路曹仁數萬步騎直撲濡須。三路若有一路得手，吳國長江防線就破。但孫權這邊也並非沒有準備——夷陵之勝讓吳軍主力得以從西線騰出手來，朱桓、朱然、陸遜、諸葛瑾等可以分鎮要點。
雙方部署
曹仁這一路是三路中投入兵力最多的（數萬步騎），目標是攻取濡須塢——吳國巢湖入江口最重要的水陸樞紐。曹仁的部署頗有心機：先散布要東攻羨溪的假消息誘朱桓分兵；待朱桓真的派兵遠赴羨溪後，本隊突然西進直抵濡須七十里 [c:17270]。這一手「聲東擊西」原本極有效——濡須本來就兵力不足，再分一部分到羨溪，留守不足五千。 朱桓時年三十幾歲，剛被孫權調來督濡須不久，手下僅有五千人。曹仁的主力數倍於他，且來勢突然，他幾乎沒有重新集結的時間——羨溪那一支兵就算緊急召回也來不及。
關鍵決策點
朱桓的第一個關鍵決策是「穩軍心」。諸將面對突然出現的曹仁主力「業業，各有懼心」，朱桓召集眾將做了一番分析：兵法說「客倍而主人半」才能算勢均，那是指無險可恃的平原決戰；現在我們有濡須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是百戰百勝之勢。即使曹丕親來都不足為慮，何況曹仁 [c:17270]。這番話的精妙在於它把「敵眾我寡」的恐慌情緒轉化為「我占主動」的信念——這是一線指揮官最難做到的事。 第二個關鍵決策是「誘敵」。朱桓沒有正面挑戰曹仁，反而下令「偃旗鼓，外示虛弱」，讓曹仁誤以為濡須幾無防備。曹仁果然中計，決定分兵：派兒子曹泰主攻濡須城，派常雕督諸葛虔、王雙乘油船別襲中洲（吳軍部曲家屬所在地），自己留萬人在橐皋作後援。這一分兵成了曹仁的致命錯誤——本來兵力優勢就被稀釋成了三股，每股都不足以獨立完成任務。 第三個關鍵決策是「分頭打」。朱桓也將本部分兵：一部分攻取油船、一部分別擊常雕的登陸部隊、自己親拒曹泰。這是把曹仁的分兵優勢反過來用——曹仁分兵是為了多點進攻，朱桓分兵是為了各個擊破。朱桓親拒曹泰時採取「燒營而退」的戰術，先撤出主營讓曹泰撲空，再回頭反擊 [c:17270]。
結果與回響
整場戰役的結果令人震撼：吳軍以五千兵力擊敗曹仁數萬大軍，斬常雕、生擒王雙送武昌，臨陣斬與溺死的魏軍逾千人。曹仁本人退回橐皋後大敗而歸。孫權大喜，封朱桓為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c:17270]。 更大的回響是整個三路伐吳戰役的全面失敗：西路曹真、夏侯尚的江陵圍被陸遜伏兵、諸葛瑾外擊內外夾攻，亦大敗；中路曹休也被呂範挫敗。加上當年夏天疫病流行，魏軍「十死六七」，曹丕只能引軍回洛陽，從此吳魏正式撕破臉 [c:17274]。這是曹丕一生中規模最大、損失也最慘重的軍事行動，直接影響了他後期對吳的戰略——再沒敢發動過同等規模的伐吳。 從將才培養的角度看，濡須之役讓朱桓一戰成名。在朱然、呂範、陸遜等更資深的吳軍將領之外，朱桓證明自己是新一代獨當一面的方面大員，這為吳國後期的軍事人才儲備做出了重要貢獻。
反事實推演
如果朱桓在曹仁聲東擊西時識破計謀、沒有分兵到羨溪呢？那麼開戰時朱桓手下就有七八千兵，曹仁更可能選擇持久圍城而非冒險分兵突襲。結果可能是一場漫長的攻防消耗戰，吳軍最終也能守住，但損失會更大、不太可能形成殲滅性反擊。 如果曹仁沒有分兵、而是集中數萬大軍強攻濡須呢？以朱桓五千守兵和濡須地利，硬抗一段時間不成問題，但很難形成反擊戰機。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僵持，等待孫權從其他方向調援；而調援需要時間，期間濡須可能岌岌可危。 另一種反事實：如果魏軍三路同時取得局部突破，孫權能否撐住？以221年稱臣後吳國相對獨立的狀態看，三路全敗讓魏國短期內無法再威脅吳國，孫權得以穩定政權；但如果三路有任何一路取得明顯進展，吳國可能被迫再度名義上臣服魏國，從而拖延獨立建國進程。222年的濡須之勝（連同江陵、洞口兩路的勝利）實際上是孫權日後229年稱帝的政治資本來源之一——它證明了東吳有能力獨立抵禦魏國的全面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