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情境
演義把曹操之死安置在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地點是洛陽。在敘事節奏上， 這是接續「關羽之死—呂蒙之死—曹操頭風發作—華佗被殺—無醫可治」一連串因果 之後的結局，作者藉此營造出「宿命收束」的氛圍。臨終的曹操不再是橫槊賦詩的 雄主，而是被頭風折磨、夜見冤魂的衰朽老人。他召近侍分香、安置妾室、安排 銅雀臺日常奉祀，每一項細節都更接近一個家族族長的私人交代，而非一代權臣的 軍政遺命 [c:16985]。演義在此刻意壓低了曹操的政治分量，把焦點放在生活化、 甚至略帶淒涼的私人瑣事上，與正史中曹操《遺令》強調「斂以時服、無藏金玉」 的簡樸風格表面上相通，但在敘事情緒上完全不同——演義在借這種「小家子氣」 的臨終安排，與曹操生平的「大奸雄」形象形成對照，引導讀者做出「奸雄末路」的 道德判斷。
遺言或遺命
演義裡曹操真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一句遺命，是設立「疑冢七十二」以防身後被發掘 [c:16985]。這一情節在正史中並無明確記載——《三國志·武帝紀》載其葬於高陵， 位置一直是清楚的，而疑冢的故事更多源自後世筆記小說和民間傳說。演義採用 這一傳說，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曹操「多疑、陰狠」的人物底色：連身後事都要用 欺騙來防範他人，是其一生權術的最後一筆。除此之外，分賜名香、囑託妾室 做絲履自給，則可以看作演義對曹操《遺令》原文的一種文學化重組——把原文中 對妾室「作組履賣」的安排照搬，但去掉了原文中關於軍政交代的部分，讓這位 雄主在臨終舞臺上只剩「家事」。
身後事
演義把曹操之死的政治後續安排得極為緊湊：當夜文武百官舉哀，星夜將靈柩奉送 到鄴郡；曹丕在司馬孚、陳矯的推動下迅速宣告嗣位，華歆從許昌帶來獻帝的詔命 完成法理化，改元延康，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重賞百官。 這一連串動作壓縮在不到一日之內完成，意在凸顯曹魏集團內部權力交接的高效與 冷酷——曹操屍骨未寒，「愛子私立」已成既成事實。這與演義後續描寫的曹丕對 弟弟曹彰、曹植的猜忌（如「七步成詩」「逼問璽綬」）形成連貫的政治敘事。
歷史評價
在演義的整體史觀裡，曹操之死是「奸雄一生」的總結點，作者借後人《鄴中歌》 對其作出譭譽參半的總評——既承認其雄才，也強調其奸險。而站在現代史學 立場上回看，曹操的死亡更應被理解為漢末向三國正式轉折的關鍵節點：他在 名義上始終維持著「漢相」的身份，未走出代漢的最後一步，但實際上已經為 曹丕鋪好所有篡代的制度路徑——魏國、九錫、世子、宗室爵位體系全部到位， 只待新主登基便可水到渠成。換言之，曹操之死並未導致權力真空，反而是 其制度設計的一次成功驗收。從這一意義上說，演義把臨終情節寫得越是私人化、 越是宿命化，越能反襯出正史層面上這場權力交接的精密——這是一位政治家 對自己身後事最完整的預演，而疑冢七十二，不過是這場預演裡被後人附會 出來的一個戲劇性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