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建安十六年（211）春，曹操以鍾繇為前敵總指揮，借討張魯為名經潼關、華陰向西用兵， 實際目標是趁機解決長期獨立於中央的關中軍閥群體——馬超、韓遂、侯選、程銀、 李堪、張橫、梁興、馬玩、楊秋、成宜等「關中十將」。這十將本質上是涼州、關中 長期半獨立的軍事豪強，與曹操中央政府的關係一直是「名義臣屬、實質割據」。 曹操此舉既想一舉廓清關中、打通通往涼州和漢中的西進通道，又想借邊軍用兵 把關中諸將逼成「反叛者」，從而獲得徹底清除的合法性。馬超等十將果然如曹操所料， 以「曹操借討張魯謀圖關中」為由起兵反叛，集結於潼關一線對抗曹軍主力。
雙方部署
曹軍主力由曹操親自統率，以徐晃、朱靈從蒲坂渡河繞至馬超軍後側， 以賈詡為軍師籌劃離間之計；張既此時任京兆尹、行雍州刺史， 實際承擔「關中政務-軍事銜接」的角色——既要組織地方郡兵協同正面作戰， 又要在馬超軍後方的扶風、馮翊、左馮翊等郡推行安撫與策反。 關中軍方面，馬超與韓遂聯兵把守潼關，並在華陰一帶屯重兵以護衛糧道、監視東線。 聯軍表面聲勢浩大、號稱十萬，實際上各部互不統屬，結構鬆散， 這一點賈詡、張既均看得分明。
關鍵決策點
本役最具教科書價值的兩個決策點都不在正面戰場。第一個決策點是曹操的「渭南渡河」—— 以正面拒守潼關為餌，主力暗渡蒲坂，從馬超軍側後包抄，使關中聯軍的潼關防線 瞬間失效。第二個決策點是張既的關中政務運作——他利用京兆尹身份對馬超聯軍後方 各縣發出政令，要麼招降、要麼以郡兵切斷其補給，使華陰一線的馬超軍後路日益吃緊。 賈詡「抹書離間」使韓遂、馬超彼此猜忌的著名計策也在同一時段執行；這三個層面 （正面渡河、後方政務、內部離間）合在一起，把一個本就鬆散的反叛聯軍 迅速解體為可被分別擊破的散兵。華陰一線的張既經略正是其中「政務-後方」那一手。
結果與回響
渭南正面決戰後，關中聯軍大敗，馬超西走涼州、韓遂敗退安定， 「關中十將」或死或降。曹操委張既繼續留任關中，以郡縣化、屯田、招撫流民等手段 消化戰後破碎的關中。張既在此後數年間陸續完成扶風、馮翊、京兆三輔的郡級重建， 並在 215 年隨曹操西征張魯、217 年支援夏侯淵擊破韓遂、219 年關中防禦漢中失守 後的餘波等多次行動中扮演核心角色。他的關中經略使曹魏在 220 年代的西線 ——即諸葛亮一伐到五伐的整個時期——擁有穩固的後勤基地。可以說， 魏國能扛過諸葛亮的連續北伐，張既建安十六年起在關中「打基礎」的政務功夫居功至偉。
反事實推演
設若 211 年關中戰役曹軍沒有同時啟動「政務-離間-奇襲」三線打法，而僅依靠正面戰場 壓制馬超聯軍，潼關一線即使打贏也只是一次戰役勝利，關中各郡仍然可能以馬超部將 或本地豪強為中心反覆叛亂——參照 219 年漢中失守後關中一度震動的情形， 沒有張既這一類「政務型邊臣」的提前布局，曹魏對關中的實際控制將遠比歷史脆弱。 再設若張既在 211 年沒有從京兆尹起步、而是被分配到他處任職，整個關中的郡縣化 會被推後至少五到十年，涼州方向的諸羌、河西諸郡叛亂（參見 222 年的河西之亂） 也可能借此擴大，曹魏的西部安全將處於完全不同的格局。 從這個角度回看，「張既破華陰馬超」的真正意義不在一次戰役勝利， 而在於一位非戰將型大臣，如何以政務手段把一場戰役的果實轉化為長達三十年的邊疆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