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64年的東吳正面對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外部環境：蜀漢於上一年滅亡，司馬氏完全控制曹魏並已露出代禪跡象，江東獨自面對統一中原的強敵。就在此時孫休病亡，留下年幼的太子。立幼主等於把江東推入下一次權臣專政，是經歷過孫綝擅廢、孫休復辟教訓的朝臣最不願見到的局面。立成年宗室成為政治共識，而二十三歲的烏程侯孫皓正好填補這一空白。
主要人物
萬彧是這場即位的牽線人，他與孫皓在烏程多年交往，深知其個性，卻選擇以「明斷好學」的好評向丞相濮陽興、將軍張布推舉。濮陽興在二宮之爭中已是政壇倖存者，張布則是孫休時代的核心近臣，兩人手握中外軍權，他們的同意基本決定了立嗣的結果。被擁立的孫皓是廢太子孫和之子，他從小目睹父親被廢、母親流落、自己被排斥在皇族主流之外，這種童年經驗塑造了他對權力的極度不信任與報復傾向。
核心議題
從政治學角度看，孫皓即位牽涉三個議題：第一是宗法合法性，孫皓作為孫和的兒子，其血統比孫休一脈更接近原嫡長子孫登的支系，因此為反對二宮之爭結局的舊朝大臣所認可；第二是與江東大族的關係，濮陽興、張布、萬彧都屬世家網絡，他們以為成年皇帝便於「君臣共治」，卻低估了孫皓對權臣的恐懼與敵意；第三是對外的戰略選擇——是固守長江、修政以待，還是主動出擊試圖收復中原。孫皓的回答恰好是最壞的組合：內政上殘酷、外交上虛張聲勢、軍事上消極保守。
政治後果
孫皓即位的短暫蜜月期不到兩年。一旦政權穩固，他立即清算自己的擁立者：以濮陽興、張布「誹謗朝政」為由族誅，重用宦官岑昏，並遷都武昌、大興土木，再回建業又作昭明宮。在他十六年統治中，前後處死忠臣四十餘人，包括陸凱、王蕃、樓玄、賀邵、韋曜等。這一系列政治清洗使東吳在最需要團結的時刻自毀人才儲備，讓本來仍有陸抗式將領支撐的西陵防線在陸抗死後迅速瓦解，為279年司馬炎大舉伐吳鋪平了道路。
反事實推演
如果濮陽興、張布選擇立幼主而由顧命大臣共同輔政，東吳或許能保持類似孫休前期的穩定，但權臣專政的舊病又可能反覆。如果當年他們選擇的是另一位宗室——例如孫休的兄弟、性格平和的支系——東吳的對外姿態可能不至於如此狂躁。從更深層看，孫皓即位真正暴露的是東吳政治體制的核心缺陷：缺乏制度化的繼承程序，每一次皇位過渡都依賴幾位重臣的臨時判斷；缺乏對皇帝權力的有效約束，一旦選錯人就只能任其暴政。這種制度脆弱性，比孫皓個人的暴虐更應被視為吳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孫皓即位作為東吳最後一次大規模繼承操作，其失敗幾乎完全鎖死了江東政權剩餘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