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建興六年（228）春，諸葛亮發動第一次北伐，分兵進取隴右三郡，魏明帝親幸長安督戰。 戰役的咽喉是街亭——漢軍翻越秦嶺後通往關中的補給與回撤要道。 諸葛亮在選派守將時繞過宿將魏延、吳懿，破格任命參軍馬謖，並令其立下軍令狀。 這一抉擇本身已非常態化的軍事調度：北伐是蜀漢國力與人才盡出的一次豪賭， 把戰略鎖眼交付一位從未獨當一面的參謀，既反映諸葛亮對馬謖謀略才具的偏愛， 也暴露了蜀漢將才厚度的不足。 街亭丟失後，蜀軍在隴右的全部突進頃刻失去戰略支點，被迫盡數撤回漢中， 斬馬謖之所以成為「政治事件」而非單純的軍法處分，正因為它必須解釋這次國家級失敗。
主要人物
馬謖是事件的中心。他出身荊襄馬氏，與諸葛亮交厚，長期擔任軍中參謀，曾在南征時提出 「攻心為上」的方略，是諸葛亮幕府中最被看重的青年謀士。蔣琬此時尚為參軍， 事後卻接連出任丞相留府長史、大司馬，是蜀漢第二代核心政治家：他自成都趕至轅門救人， 既是出於個人情誼，更代表後方文官集團對人才稀缺的焦慮。 王平作為街亭之役中堅持本部據城守水、最終全師而退的副將，與馬謖形成鮮明對照， 戰後被擢升參軍、統五部並兼當營事，是這場軍紀整頓的最大受益者。 劉禪雖未親臨前線，卻是這道處置令的最終簽發者；諸葛亮先自請貶為右將軍，再上表斬謖， 整個過程把君臣權責的紙面邊界做得極為嚴密。
核心議題
議題有三層。最外層是軍法：諸葛亮要回答的問題是——一支由職業化軍吏支撐的遠征軍， 能否在主將節度被公然違背、導致國家級失敗之後，仍維持繼續北伐的可能性。 孔明對蔣琬的回答以孫武明法為據，宣示「四方紛爭、兵交方始」之時絕不可廢法。 中層是用人之責：諸葛亮在揮淚斬謖之後，痛哭自陳未能聽從劉備白帝城遺言， 這是丞相向先帝、向國家公開承擔識人失誤責任的一次政治儀式。 最內層是路線之爭：北伐是否仍可繼續？諸葛亮透過嚴刑確立威信、自貶三等以謝天下、 立即重新整軍，把街亭之敗定性為「執行層面的偶發失誤」而非「戰略路線錯誤」， 從而保住了此後五出祁山的政治授權。
政治後果
其一，蜀漢建立起遠比劉備時期更剛性的軍紀傳統：此後姜維數次北伐，蜀軍在戰敗中仍能保持 建制，與街亭後的軍紀整頓一脈相承。其二，蔣琬以求情失敗的姿態進入諸葛亮視野， 此後成為孔明屬意的接班人，反映出諸葛亮對「敢諫而知度」的文官的偏好。 其三，荊襄派系的內部權力結構被重塑：馬氏一門在朝中地位驟降，王平為代表的 「益州本土＋降將」群體由此抬升，是後期蜀漢政治版圖的關鍵變化。 其四，對外形象上，諸葛亮以「自貶＋斬將」一舉回應了魏方對北伐失敗的輿論攻勢， 使蜀漢在敵國朝堂上仍保有一支「嚴令明法」的對手形象。
反事實推演
若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僅作降職處理，最直接的代價是軍令狀制度形同虛設： 此後任何一位被賦予獨當任務的將領都可援例自辯，蜀漢北伐的指揮鏈將迅速失去剛性。 若同時連蔣琬求情也被接受、馬謖保留參軍身份，則後續軍政人事可能圍繞「馬謖一案」 反覆發酵——演義中諸葛亮自陳「深恨己之不明」的政治姿態便無從展開， 整個北伐工程的合法性會隨之削弱。另一種反事實是諸葛亮在街亭之先即用魏延、吳懿： 按演義口徑，街亭未必失守，蜀軍可能據隴右與魏軍長期相持，但這與諸葛亮一貫的 「重資歷、慎用宿將」之治軍風格相悖，且會改變蜀漢內部權力平衡，是一條歷史並未走過的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