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情境
景元四年冬到次年正月，是鄧艾人生的最高點也是塌方點。他在成都 完成對蜀漢的接收後，行使大將權宜之權：按漢初安撫舊臣的做法， 封拜劉禪為驃騎將軍、保留其臣屬體面，又對蜀漢舊吏分別安置。 這些舉措從軍事善後角度合情合理，但在司馬昭看來是越權「擅署官屬」 ——尤其是鄧艾對「準備伐吳」的主動表態，被解讀為試圖借滅蜀戰功 謀取獨立權位 [c:17921]。司馬昭一面派衛瓘到前線節制鄧艾，一面 下詔將其檻車東歸。鄧艾未及到達洛陽，鍾會在劍閣倒戈作亂失敗， 魏軍在亂局中分頭清算：衛瓘恐鄧艾歸朝後追究自己抓捕之責，遂派 護軍田續從後追擊 [c:17922]。田續與鄧艾本有私怨——他曾在江油 戰時受鄧艾責罰——這一安排是借私仇了結公命。最終鄧艾父子在 綿竹附近被田續部下斬殺，結束了短短數月之內「滅國大將—被囚檻 車—命殞亂軍」的極端起伏。
遺言或遺命
正史與演義都沒有保存鄧艾被殺前的具體遺言。可以從其行跡推出的 態度是：鄧艾在被衛瓘拘押時仍然不認為自己有罪，態度強硬，反覆 申辯「封拜舊吏乃軍中應有之權」。這種態度恰恰是他被殺的原因—— 司馬昭需要的是一個低頭認錯、把全部功勞歸於晉公的滅蜀將領，而 鄧艾給出的是一個繼續以「前線統帥」自我定位的形象。從這個意義 上講，鄧艾的「遺命」其實寫在他對蜀漢舊臣的安撫裡：他相信自己作 為軍人有權在前線作出政治決定，這一信念也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 稻草。
身後事
鄧艾死後，他的家屬也被牽連：在洛陽的諸子被殺，妻、孫被流放 西域。直到泰始九年（273），晉武帝才在段灼上書後為鄧艾平反， 追贈其孫鄧朗為郎中。這種「殺於一朝、昭於二十年後」的處置模式， 幾乎是歷代功高震主之臣的標準結局。衛瓘則在鄧艾死後逐步上升， 最終在西晉初年位極人臣；田續作為執行者，史書評價不高，但也 沒有受到懲處——這暗示司馬昭對鄧艾之死的真實態度並非「衛瓘 擅權殺人」，而是默許甚至期待這一結果。
歷史評價
鄧艾之死在中古軍事史上的意義有三層。第一，它是君主對「過分能幹 的邊將」系統性清算的經典案例——從漢之韓信、彭越，到唐之李光弼， 此類模式反覆出現，鄧艾只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例。第二，它揭示 了滅國戰這種巨大政治資本的「高反彈」——任何人獨得這種功勞都難 逃猜忌，分潤才是常態，鄧艾不願與鍾會分潤、也不願俯首向司馬昭 仰待，最終被兩面絞殺。第三，從蜀漢視角看，鄧艾的暴亡反而成為 一種歷史平衡：滅蜀英雄當年即死於非命、未及享受榮華，被一些後 世史家視為「天道有還」的注腳——這種敘事儘管多含情感投射，卻也 說明鄧艾之死在文化層面的回響並不只屬於魏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