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188 年的益州處在一個被低估的高壓鍋狀態。中平元年（184）冀州黃巾主力被擊破後，餘部沿漢水、嘉陵江流域南下，與益州本地受苛斂而流亡的農戶合流；廣漢、巴郡、犍為接連出現「米賊」、「五斗米道」式的小型武裝。益州刺史郤俭治蜀以貪斂聞名，對叛亂採取「以攤派徵糧鎮壓」的邏輯，把本就崩潰的地方治理推到臨界點。馬相、趙祗都是綿竹一帶的小豪強，本人未必信奉太平道，但他們看到了一件事：在一個連刺史名聲都極差的州里，「黃巾」這個旗號本身就能在十天內召來數萬人。
參與勢力
叛軍主力是被苛政逼到無產的本地流民，外加沿漢水南下的冀州黃巾餘部；馬相、趙祗以「黃巾」為旗號自任首腦，馬相旋即稱「天子」——這是黃巾系起事極少見的明確稱帝行為，反映了他們對州一級權力真空的判斷。鎮壓一方的真正主體並非朝廷正規軍——朝廷此時正陷於洛陽的州牧改制討論與西涼戰事，無暇南顧——而是益州本地豪族：以從事賈龍為代表的本地武裝，加上犍為、廣漢的私兵莊園。同年八月，朝廷決議在動盪州郡復設州牧，並任宗室劉焉為益州牧入蜀，這股政治力量雖未直接參戰，卻深刻地決定了事變的善後走向。
關鍵轉折
戰局的第一個轉折在馬相稱帝。當他在攻陷綿竹、雒縣後立即稱「天子」，反而把益州的本地豪族推到了「必須站隊」的位置——一個流民稱帝意味著他們的莊園、家兵、官位都將在新政權下被重新分配。原本可能持觀望態度的賈龍等人於是被迫從私兵庇護轉入主動鎮壓。第二個轉折是地形與時間的錯配。馬相軍連破三郡聲勢浩大，但同時也意味著兵力被分散到廣漢、巴郡、犍為三處；賈龍集結的本地武裝集中在犍為一線，對分散的叛軍逐個反擊，一月餘便破其主力，馬相、趙祗先後被斬。第三個轉折是政治層面的同步運作：朝議在事變發生的同時通過了州牧改制，劉焉從荊州入蜀；賈龍不僅平叛，更重要的是迎奉了新主子。
鎮壓與結果
軍事上，叛軍一月餘即滅，規模上看似「曇花一現」，但它造成的政治真空極大——益州刺史郤俭已死、原有官府體系癱瘓，州治綿竹被戰火塗炭，朝廷在益州的統治幾乎要從零開始重建。賈龍率本地豪族迎奉劉焉，等於把益州的實際控制權交給了一位有宗室身份、有政治資本的新主政者。劉焉隨即將益州治從綿竹遷往成都、壓制本地豪族、培植東州兵，為之後近三十年的「劉焉—劉璋父子政權」奠定基礎。換言之，馬相起事雖然失敗，但它把益州從漢廷直轄的州一級行政區，永久性地推向了「半獨立軍閥化政權」的軌道。
歷史回響
馬相起事在三國大敘事裡通常被一筆帶過，但它的兩個遺產很深：一是州牧改制由此被實證有效——劉焉入蜀成功鎮住局面，使州牧制在長江以南各州陸續推廣，間接催生了劉表治荊州、陶謙治徐州、孫堅父子據吳的多極格局；二是益州本地豪族「以私兵自保、以迎奉新主換政治籌碼」的模式在賈龍身上首次成熟，這種模式後來又被反覆使用：法正、張松迎劉備入蜀，譙周勸劉禪降魏，背後都是同一種「豪族選擇主公」的政治直覺。從某種意義上說，188 年綿竹的一場地方民變，提前預演了三國時代地方與中央關係的全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