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劉表自初平元年單騎入宜城以來，以平息宗賊、聯結蒯氏蔡氏起家，治荊十八年使江漢之間號稱富庶。然而這套治理模型有一個隱性弱點：他依賴外戚與本土豪族換取穩定，卻始終沒有建立獨立於姻親網絡的家臣集團。繼嗣問題爆發於建安十一年前後，正是這種結構性脆弱的集中表現。《演義》第三十四回讓劉表當著劉備的面流淚坦白「委決不下」，並直陳「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等於承認自己已無法在生前重組荊州的權力天平。
主要人物
圍繞劉表展開的是三股力量：以蔡夫人為核心、蔡瑁張允為爪牙的外戚集團，希望立劉琮以維持軍政掌控；以李珪、伊籍及部分江夏將吏為代表的反對派，主張依禮立長；以及劉備這位寄寓新野的「客卿」，在被劉表當作仲裁者徵詢時給出「廢長立幼，取亂之道」的標準答案。屏風後的蔡夫人因此把劉備視為頭號敵人，由蔡瑁主導的襄陽鴻門宴 與後來假傳遺命的劇本，都可視作這場屏風之後的政治轉折在戰術層面的延伸。劉琦的角色則是被動型受害者：他先後求救於劉備的「小心盡孝」 與諸葛亮的「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這條計策外化為出鎮江夏，實質上是把儲君流放到邊鄙以求保命，已經默認了自己無法在襄陽贏得繼承權。
核心議題
這場爭鬥的本質不是「立長還是立幼」的倫理之辯，而是「誰能掌握荊州軍權」的派系鬥爭。當劉備建議「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他點出的是真正的關鍵——蔡氏對荊州軍務的滲透。然而劉表選擇了拖延，錯過了在生前削弱蔡氏的窗口期；當他病重託孤，寫下「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荊州之主」的遺囑時，已經喪失行政能力，蔡夫人迅速以關門拒見、假傳遺命的方式抹除遺囑效力。李珪以「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當庭怒斥被推出斬首，標誌著合法繼承程序被徹底繞開，權力交接完全由軍事力量決定。
政治後果
短期看，蔡氏父子集團成功上位，劉琮即荊州牧、蔡夫人遷襄陽「以防劉琦、劉備」，等於公開把潛在的兩位對手列為敵國。中期看，這種缺乏共識基礎的權力結構在曹操大軍壓境時迅速崩潰：蔡瑁、蒯越等外戚與豪族最缺乏為蜀漢舊主死戰的動機，舉州降曹是一筆短期收益最高的交易。長期看，荊州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無主」——劉表死、劉琮降、劉琦避居江夏——為劉備南撤、孫劉聯盟、赤壁會戰奠定了戰略空間；可以說，赤壁戰前荊州權力的真空，正是由這場廢立之爭塑造出來的。
反事實推演
假如劉表聽從劉備的建議、在生前以制度手段漸削蔡氏軍權，立劉琦為儲並輔以蒯越、蒯良式的過渡班底，荊州在曹操南下時極有可能形成一個由劉琦居襄陽、劉備屯樊城的雙重指揮結構。這種結構雖然未必能在野戰中擊敗曹操，但完全可以堅守南郡、依靠水軍延滯曹操南進節奏，使江東孫權介入的時點更早、孫劉聯軍的話語權更平衡。另一種反事實是劉表乾脆早立劉琮、同時壓制蔡氏的軍權過度集中：那將讓蔡氏失去發動政變的工具，劉琮也可能在赤壁前後選擇有限抵抗而非全面投降。無論哪一種反事實，結果都會比《演義》寫下的「病榻孤兒、蔡氏專權、舉州降曹」劇本對荊州本身更有利。這場廢立之爭最深刻的教訓不在倫理，而在於：以姻親網絡維持的政治穩定，一旦失去主君的協調能力，就會以最快速度自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