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趙韙叛亂的根本原因是益州政權的「雙軌結構」內部失衡。自劉焉入蜀以來，益州牧政權的兩條腿分別是：本地大姓（蜀郡、廣漢、犍為為代表）提供的合法性與稅基，以及由荊州、三輔流民組建的「東州兵」提供的軍事力量。劉焉本人善於在兩者之間制衡：他既任用本地豪族賈龍、王商，又重金供養東州兵作為親軍。但劉璋繼位後這種平衡迅速失衡——他個性溫柔少威、放任東州兵「侵凌橫暴」，又對本地大姓的怨氣一再回避。趙韙作為劉焉時代的元從、劉璋繼位的首席推動者，眼看蜀地民心倒向東州兵之外，最終選擇以兵諫方式糾正這條路線。
參與勢力
叛軍一方包括：以趙韙為首的劉焉舊部、蜀郡—廣漢—犍為的本地大姓武裝、巴郡治下的部分豪族，以及對東州兵不滿的州郡掾吏。劉璋一方的核心則是東州兵——他們對本土勢力的勝負關乎自身在益州的生存權，所以戰意極強。劉璋本人坐鎮成都、缺乏直接軍事指揮經驗；真正的戰術核心是幾位東州兵首領（其中龐樂、李異是關鍵），他們既在前線作戰，又在戰局後期完成了對趙韙的「內部解決」。
關鍵轉折
戰局有兩個關鍵轉折。第一個是趙韙起兵之初的快速勢頭——蜀中數郡響應、聲勢直逼成都，讓劉璋政權一度看起來不可救藥。這一階段如果趙韙能直取成都，益州權力結構很可能徹底翻盤。第二個轉折是東州兵在成都、綿竹一線死戰不退。他們之所以肯死戰，原因不是對劉璋的忠誠，而是對「本地豪族勝出後清算自己」的恐懼——這種純粹利害驅動的戰意比任何忠義動員都更穩定。當東州兵守住北線、並在江州一帶反撲成功後，趙韙麾下的本地豪族聯盟迅速鬆動；龐樂、李異這兩位趙韙部將轉而殺主獻功，是這條聯盟最終崩盤的標誌。
鎮壓與結果
戰事相持月餘後，趙韙主力在江州被東州兵擊破，他本人在退守巴中途中被部將刺殺。短期看，這場叛亂以劉璋政權勝利收尾；但從結構上看，這次勝利留下了三個深遠後果。其一，東州兵從此變成益州牧政權事實上的國家武裝，本地大姓被進一步邊緣化；其二，趙韙作為劉焉時代元從的失敗，讓所有原本可能「內部糾偏」的政治力量消失——之後蜀中再也沒有人能在內部對劉璋發難；其三，本地大姓在意識到無法以本地武裝推翻劉璋之後，開始把希望寄託於「引入更強的外來主君」。從張松、法正暗通劉備到迎其入蜀，幾乎是這一邏輯的直接延伸——208年到211年蜀中士族的態度轉折，可以一直回溯到200年趙韙叛亂失敗那一刻。
歷史回響
趙韙叛亂常被視為一段單純的地方武裝內訌，但它實際上鎖定了三國時代益州的政治走向：本地大姓既無法以兵反、又看不到內部糾偏的路徑，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換主」。當215年劉備完成對益州的接收後，他幾乎不動東州兵的舊編制、又大量啟用本地豪族——這種「兩條腿都重新拼裝」的安排，正是為了避免重蹈劉璋的失衡。再往後看，蜀漢政權在諸葛亮、蔣琬、費禕執政時代對本地大姓與外來士族關係的精細管理，本質上也是在解200年趙韙叛亂留下的同一道題。一場被打贏的叛亂，反而最終被它的勝利者用結構性失敗回應——這正是趙韙叛亂在三國史裡最值得反覆閱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