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252年孫權去世，諸葛恪以太傅、輔政大臣身份接管孫吳軍政大權。 他面臨的最大政治課題是「如何在一個尚未穩定的輔政格局中確立自己的最高權威」。 當年冬天，他在東興成功擊退魏軍，是輔政以來最輝煌的一次勝績， 但這場勝利也讓他錯估了形勢——他相信乘勝北伐可以一舉改變三國均勢， 把孫吳推向「統一江北」的戰略巔峰。然而曹魏正處於司馬師獨攬朝政、內部尚未消化「高平陵之變」的過渡期， 外表穩固，內裡張力不小。諸葛恪的判斷是：抓住魏國權力真空期發動北伐， 能復制叔父諸葛亮的「以攻為守」路線。問題是，他沒有充分評估孫吳自身的戰爭承受力， 也低估了合肥新城在滿寵時代留下的防禦深度。
雙方部署
吳軍號稱二十萬，實際可能在十萬至十五萬之間，是孫吳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北伐。 諸葛恪親自統帥，朱異、滕胤、丁奉、蔡林等分領諸路； 戰術目標是「先克新城、再圖壽春、最後威脅淮北」，呈三段遞進規劃。 魏方守將張特只有三千守軍，但城防為滿寵所設計， 儲糧充足、內有水井、攻具難近，是淮南防線中工事最完整的節點。 魏中央的應對由司馬師統籌：一面派毌丘儉、文欽率主力赴援， 一面利用江淮夏季濕熱的客觀條件讓吳軍自我消耗。
關鍵決策點
本役的勝負主要決定於諸葛恪的三次錯誤判斷。 其一，他選擇「圍城拒援」而非「分兵打援」——這是張遼、司馬懿都曾使用過的有效陣法， 但對吳軍這種遠征水軍而言，缺乏深入腹地的機動力， 圍困戰的代價被遠遠低估。 其二，他過於相信張特的詐降。張特以「魏律百日」為由乞緩， 這種話術本身漏洞極多，但諸葛恪求勝心切、不願犧牲士卒， 錯過了關鍵的攻城節點；待張特連夜修城牆，主動機會被一舉葬送。 其三，他對內部不同意見的處置過於剛硬：朱異因不同意攻城而被奪兵權， 蔡林等中下層將領心生不滿乃至陣前叛降——這種「內部清洗」行為， 使軍心愈加渙散，疫病一起便迅速崩盤。
結果與回響
此役吳軍損失慘重，《三國志》記傷者萬數、死者過半，被俘者更不計其數。 撤退途中，「困病士卒填於溝壑」，連續多日有潰軍被魏將文欽追斬萬餘。 此戰是孫吳對外軍事行動史上規模最大、損失最慘重的失敗， 直接結果是諸葛恪在朝政中威望盡失。 歸朝後他不僅未自請處罰，反而以嚴厲手段試圖重新整頓朝綱， 這種剛愎反成催命符——同年十月，孫峻借宴會之機將其誅殺， 連帶其子孫皆遭滅門。諸葛家族在孫吳的政治影響力由此終結。 更深遠的回響是，孫吳自此進入「宗室與權臣交替專權」的內亂循環， 孫峻、孫綝先後專政，至264年孫休去世、孫皓繼位時， 內部已無足以匹敵晉方的政治整合力，280年滅吳幾成定局。
反事實推演
設想諸葛恪在新城久攻不下時及時退兵，承認戰略錯誤並穩住內部， 他在朝中地位雖有損但未必致命，孫吳可能在其他戰線繼續維持均勢。 若他沒有清洗朱異、穩住將官集團，吳軍內部凝聚力可保留， 失敗的代價至少不會擴大到潰逃傷亡過半。 反過來，若諸葛恪在東興大捷後選擇鞏固成果而非立即北伐， 把軍力用於消化淮南既得之利、加強淮南屯田， 他的輔政威望可以延續多年，孫吳的衰亡時間表或許會延後五到十年。 此役最深的教訓在於：輔政者最忌「以外戰為內政背書」， 一旦把軍事勝利當成政治權威的唯一來源， 失敗便不再是單純軍事損失，而會立即轉化為政權根基的崩塌。 諸葛恪用三千守軍和一場夏季瘟疫，寫出了三國後期輔政政治學最沉重的一段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