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建安十三年冬，赤壁之戰剛剛結束，曹軍主力潰退北還，南線呈現整體真空。孫權抓住這一窗口，親率主力北上圍攻合肥。合肥是淮南東線的核心據點，扼控施水入巢湖的通道，向北可威脅壽春、向東可保揚州下游，對曹孫雙方都是戰略級要地。從孫權角度看，赤壁餘威正盛，曹操短期內無力南顧，合肥是檢驗吳軍能否將戰術勝利轉化為戰略擴張的關鍵考驗。從曹操角度看，赤壁失利已使中原軍心搖動，若再失合肥，整個淮河防線將被迫整體後撤至許昌一線，「奉天子」建立起來的中央威信將遭重創。曹操能調動的援軍極為有限：主力剛經歷赤壁瘟疫，士卒病亡過半；張喜單領千騎、過領汝南兵也未能解決兵力不足，還在路途中因疫病減員，實際能投入合肥的兵力遠低於聲勢所暗示 [c:17588]。這就是蔣濟出場時的客觀處境——援軍不夠、時間不夠、戰場又必須救。
經過
蔣濟的策略是用「信息」代替「兵力」。他作為揚州別駕，密報揚州刺史，偽造一封「張喜書」，內容是張喜所率步騎四萬已到達雩婁（今河南固始與商城之間），要求揚州主簿前往迎接軍隊。這封偽書被分成三路傳遞入合肥城：一路順利交到合肥守將手中，使守軍獲知「四萬援軍即將抵達」的信息以穩定軍心；另外兩路則刻意洩露給吳軍截獲，使孫權獲知同樣的信息。這個設計的精妙之處在於：孫權如果只看到一份截獲的書信，可能懷疑是誘敵；但當他從多個渠道獲取相同信息時，反而會判定為「曹軍內部正常的通訊被多點截獲」，可信度反而提升。孫權果然中計，擔心被四萬援軍前後夾擊，立刻燒圍撤走 [c:17588]。整個行動沒有任何一兵一卒被消耗，卻達成了解圍合肥的戰略目標，是漢末心理戰的經典案例。
結果
戰役結果是合肥之圍被解，吳軍北線第一次大規模擴張努力失敗。從短期看，曹軍用最低成本守住了淮河防線，孫權方面則被迫將重心轉向荊州方向，孫權與劉備的政治博弈（南郡借貸、湘水之盟等）由此進入新一輪。從中長期看，合肥成為孫權終身難以攻克的「心結」——此後他在建安二十年（215）、嘉禾二年（233）、嘉禾三年（234）等多次率大軍北攻合肥，均未能下，「逍遙津之敗」（215）尤其慘烈，幾乎喪命於張遼之手。合肥之堅固，固然有張遼、樂進、李典等悍將的功勞，也得益於建安十四年這一次以偽書化解危機所贏得的戰略喘息期——這段時間內曹操得以重整南線，曹仁、夏侯惇、張遼等被部署到位，孫權再來時面對的已是體系化的曹魏淮南防線。
影響
蔣濟偽書救合肥的影響有三個層面。第一是個人層面：這次行動使蔣濟進入曹操視線，建安十四年他出使譙郡向曹操彙報情況，被曹操識為可用之才，自此進入曹操幕府。曹操在淮南民眾遷徙問題上征詢蔣濟意見——曹操想效仿官渡時遷徙白馬民眾的做法遷淮南十餘萬民眾北上，蔣濟以「今威震天下、民無他志、強遷必散」諫阻，曹操不從，結果淮南十餘萬民眾果然驚走入吳，曹操事後向蔣濟致歉，稱許其先見之明 [c:17588]。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蔣濟在曹魏政權中「善謀而敢言」的形象，使他歷仕四朝、最終在高平陵之變（249）中扮演了關鍵的「勸曹爽投降」的中介角色。第二是軍事文化層面：這次行動確立了曹魏南線「以情報優勢補兵力劣勢」的傳統——此後張遼守合肥、文聘守江夏、滿寵經略淮南，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類似的心理戰與信息戰手段。第三是歷史評價層面：錢大昕、盧弼、田餘慶等學者在評論漢末軍事時，常以蔣濟偽書救合肥作為「以智救危」的典範——它和荀彧堅守鄄城、賈詡勸阻官渡遷民、劉曄勸阻勞師遠征構成了曹魏謀士群體「反戰、避實、用智」的共同風格，與劉備方諸葛亮、龐統的進取風格、孫權方周瑜、魯肅的穩健風格形成有趣的對照。蔣濟一人之策守住的不僅是一座城，更是一種政權治理風格的代際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