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背景
建安二十年（215）合肥之戰是孫吳自赤壁之後第二次以主力規模北上的嘗試。彼時劉備已經佔據益州、孫劉聯盟在荊州分賬，孫權需要一次北線勝利來兌現「江東方位的中原可達性」敘事。但合肥的防禦由張遼、李典、樂進固守，孫權主力在逍遙津之戰中已被張遼以八百敢死隊反撲挫敗，整個合肥之戰的整體戰果對孫吳遠不理想。在這種「主戰場已經吃虧」的尾聲裡，孫權急需透過一次微觀勝利重振軍心——這正是甘寧百騎劫營被採納的政治背景。
雙方部署
甘寧百騎劫營在演義敘事中只是一支由百騎組成的突擊隊，但其戰術含金量並不低。甘寧先與百名部下分飲酒食，意在透過共食儀式建立死戰誓約；二更出發，盔上各插白鵝翎以便夜戰相互辨認。這種「敵情認不清、自己人要認清」的細節是夜襲作戰的真實痛點，演義在此處的敘事細節具有相當的戰術寫實度。曹軍方面，曹操的中軍營盤以車仗連環成圈、構築鐵桶式護衛，並以伏路布兵防止偷襲——這是曹軍主力中軍的標準夜防配置，對一般正規軍襲擊具有壓倒優勢。
關鍵決策點
此役的關鍵決策不在突襲過程本身，而在於「是否撤退」的時點選擇。甘寧百騎雖然衝入曹寨，但中軍連環防禦使他們無法直取曹操；繼續深入意味著被合圍全滅，立即撤退則只能落得「未斬首」的有限戰果。甘寧的選擇是中間路線：在中軍外圍反覆斫擊，製造曹軍內亂與誤判，「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讓曹軍不知敵兵多少而自相擾亂。這種「傷敵十不如驚敵百」的戰術思維，正是孫吳銳鋒將的標準做法：以小規模高頻次擾動達到「心理戰大於殺傷戰」的效果。最後甘寧從南門殺出，孫權令周泰引兵接應，全隊回到濡須，沒有損失。
結果與回響
百騎劫營的實戰收益並不是斬了多少敵將或破了多少營壘，而是三重無形資產：（1）孫吳軍心——在主戰場失利後獲得一次明顯的「以小搏大」敘事，可對全軍公示；（2）對曹軍的心理威懾——曹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意味著曹軍在此後一段時間對吳軍夜動會保持高警覺，間接放緩了曹軍的整體進攻節奏；（3）甘寧的將領聲望——孫權事後贊「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把這次劫營與張遼逍遙津之戰相提並論，形成「兩強對峙、各有銳鋒」的形象平衡。這種聲望資產在三國後期反覆被引用，構成甘寧名將地位的核心組成部分。
反事實推演
如果甘寧在中軍連環陣前選擇硬衝取曹操首級，百騎必然全軍覆沒；即使僥倖刺曹失敗，也會讓吳軍失去一支精銳與一位關鍵名將，得不償失。反過來，如果孫權不安排周泰接應，百騎撤退時極可能在歸途中被曹軍伏擊殲滅；這顯示劫營戰術本質上是「突襲 + 接應」的雙步動作，單獨看哪一步都不足以決定勝負。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這場劫營的具體地理位置（合肥還是濡須口）與時間（215還是217、或213）在不同文獻中並不完全一致，演義把同一戰術敘事在第68回中復用於濡須口（事件326），形成「一段文字兩個事件」的尷尬重疊。這種歷史敘事中的歸屬漂移，反映了百騎劫營更像是一個被反覆引用的「標誌性橋段」，其精確史實需要按各家史料整合後再判定。但無論歸屬何處，這一戰術形態——以儀式化的小規模死士在夜間擾動敵軍主力——確實是孫吳在合肥—濡須口拉鋸期的常見手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