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王凌之亂並非自發的地方軍事叛變，而是嘉平元年（249）高平陵之變的延遲回響。司馬懿政變誅曹爽之後，曹魏的中樞權力實際上從皇室手中切割到了司馬氏一族，地方軍鎮與曹氏諸王卻仍是結構上未被處理的「殘值」。王凌長期鎮守揚州，與外甥兗州刺史令狐愚一同把控淮南至豫東一線的兵權，是當時仍有自主軍政能量的少數集團之一。他對司馬懿的不滿有兩條線索：一是政變本身打破了曹魏太尉與丞相型武將的政治默契，二是少主曹芳過於年幼又無實權，地方重臣無法據此與中央談判。基於這兩個判斷，王凌與令狐愚醞釀出一個「以新天子換新權力均衡」的政治方案——廢曹芳、立年長且有威望的楚王曹彪、定都許昌，從而拉一個新皇室站到自己一邊，與司馬氏抗衡。
參與勢力
王凌之亂在表面上僅有王凌、令狐愚兩位實權者，但其潛在動員力是淮南方鎮與曹氏諸王這兩條結構性力量的合流。淮南軍鎮是曹魏在江淮一線的常備主力，物資、兵員、城防均自成體系；曹氏諸王自魏初被嚴格約束於封地，對司馬氏越權行為同樣心懷疑慮。王凌的部將楊弘後被派去通報兗州刺史黃華，準備拉更多勢力入局，結果反被告發——這一細節說明，在司馬懿主政的幾年裡，地方官僚的政治嗅覺已經悄悄重排，多數中層認為「押注王凌」風險大於「押注司馬」。最終王凌、令狐愚一系的支持半徑遠比他們設想的小。
關鍵轉折
此役在軍事意義上幾乎沒有正面交鋒，勝負在司馬懿決策與王凌反應這兩步之間已經決定。司馬懿聽聞楊弘、黃華告發後，並未先發檄文與王凌對質，而是採取雙重手段：朝廷下詔赦免王凌，給他釋放台階；同時親率大軍循潁水、淮水疾速南下，把軍隊直接推到壽春城下。這是高平陵之變同款的政治—軍事組合拳：一邊給名義上的赦免，讓對手放下抵抗動機；一邊讓兵力先到位，把對手實際選擇壓縮到「投降或死戰」。王凌選擇了出迎請罪，但他已預感司馬懿「取棺釘」試探必有殺機，最終在解送途中行至項縣服毒自盡，避免了下獄受辱。
鎮壓與結果
司馬懿入壽春後的清理遠比表面更系統：王凌、令狐愚及涉案僚屬皆夷三族，連已先病死的令狐愚也被開棺戮屍；楚王曹彪在朝廷追問下被賜死，這是高平陵之後曹氏宗親第一次被以「謀反同夥」為由公開除掉。對淮南方鎮而言，王凌之死並不是個人事件——它意味著「地方重臣能否單獨對抗司馬氏」這個問題被司馬懿用閃電戰的方式回答為「不能」。從此之後，淮南軍鎮雖仍是曹魏南線最重要的一環，但其領導人換成了司馬氏可以掌控的將領；揚州、豫州的兵權事實上重組到司馬氏家族之下。
歷史回響
王凌之亂是「壽春三叛」的第一叛，奠定了之後毌丘儉、文欽（255）與諸葛誕（257）兩次叛亂的劇本：每一次都是淮南軍鎮的領導人察覺到曹魏皇權進一步被司馬氏侵蝕，試圖借兵權挽回；每一次都被司馬氏以閃電南征的方式壓制並擴大清洗。從這個角度看，王凌之亂開啟了從「高平陵之變」到「司馬代魏」之間長達十餘年的政治清場，每一次起兵都為司馬氏提供了進一步合法夷三族、擴張軍權的契機。反過來看，這也是曹魏皇權事實上滅亡的真正過程：少主曹芳尚在帝位，但廟堂之上已無人能再以皇權為根據動員軍事抵抗。王凌、令狐愚作為最後一批仍認為「皇權值得保衛」的曹魏老臣，其失敗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公示——之後再無人嘗試這種古典式的「以王侯換皇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