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孫權繼位的真正背景是江東孫氏政權在建安五年面臨的「三代之劫」。 孫堅於191年戰死襄陽，孫策接掌兄弟舊部、奮鬥八年才把江東六郡基本統一； 而當孫策正準備從地方軍閥向獨立諸侯升級時， 突然在丹徒西山遇刺身亡，時年二十六歲。 對一支剛剛平定江東不到三年的政權而言， 這種「開國君主中年猝死」幾乎是致命的—— 內有山越未平、士族未服，外有曹操北方一統、劉表荊州虎視， 江東隨時可能在權力真空中分裂。孫策臨終把弟孫權託付張昭， 並以印綬授孫權，明確告誡「舉江東之眾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這一遺命決定了孫權接班的基調： 不是開拓型的開國君主，而是守成 + 任賢的整合型君主。
主要人物
孫權此時僅十九歲，「方頤大口，碧眼紫髯」，相貌奇特但威儀不足， 在江東百官中並無獨立威望，幾乎完全依賴張昭、周瑜兩人的輔政。 張昭在孫策時代就是「文事」中樞，孫策死時第一時間制止孫權痛哭、 令其出堂受謁，把孫權從「喪主」角色轉換為「新主」角色， 這一儀式性動作是孫權能夠穩定繼位的關鍵。 周瑜在孫策時代是「武事」中樞，他自巴丘連夜奔喪、 在靈前向吳太夫人立誓效死，把武裝力量的忠誠正式過戶到孫權名下； 隨後他被孫權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 確立了「皇權 + 軍權」的穩定二元結構。孫靜作為孫堅之弟， 作為家族長輩主理孫策喪事，提供了家族層面的權威支撐。 魯肅在演義敘事中此時尚未直接登場，但透過周瑜推薦進入江東集團， 是孫權獨立外交戰略的早期重要謀士。
核心議題
這場繼位包含三個核心議題。第一是「少主繼位的合法性建構」。 孫權年僅十九歲，無獨立軍功，必須依靠儀式化的「接受百官謁賀 + 大都督授節 + 廣納賢士」這一組合來快速建立威信，而不是依賴個人魅力。 第二是「二元輔政體系的穩定性」。張昭主文、周瑜主武的格局是孫策遺命的精確執行， 但這種二元結構有內在矛盾——張昭傾向穩健保守，周瑜傾向積極進取， 孫權早期能在兩人之間做平衡，得益於他的政治才能； 到202年拒絕曹操索質（參見 #149）、208年決策抗曹（參見 #144）時， 孫權才真正學會在兩位輔政重臣之間走出獨立路線。 第三是「如何快速擴充人才儲備」。孫權繼位後即開賓館於吳會、 令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短期內招攬了闞澤、嚴畯、薛綜、程秉、朱桓、陸績、 張溫、凌統、吳粲等文官，以及呂蒙、陸遜、徐盛、潘璋、丁奉等武將。 這批人此後五十年陸續扛起江東軍政大梁，是孫權能在赤壁、夷陵兩役勝利、 在229年稱帝的人才基礎。
政治後果
最直接的後果是江東政權完成了從「孫策時代」到「孫權時代」的平穩過渡， 沒有出現孫堅去世後那種長達八年的整合期。 其次是周瑜被拜為大都督，江東首次有了制度化的最高軍職， 此後這一職位由魯肅、呂蒙、陸遜、陸抗相繼繼承，成為東吳軍政體系的核心樞紐， 貫穿五十年。第三是孫權「廣納賢士」模式的確立—— 從200年到234年，江東實際上一直在執行這一模式， 使得人才補給即便在戰亂中也未中斷， 這是東吳能夠在赤壁、合肥、夷陵、石亭、合肥新城等多線作戰中 始終保有合格統帥的根本原因。
反事實推演
如果孫策遇刺時孫權選擇「以子嗣孫紹」的方式（即按西漢慣例由幼子繼承）， 則江東勢必陷入幼主繼位 + 重臣專權的常見困境， 極可能在曹操200–208年間一統北方的過程中被各個擊破。 孫策臨終選擇十九歲的弟弟而非幼子繼承， 本身就是對江東「必須有成年繼承人」的清醒判斷。 反過來，如果孫權繼位後沒有立即獲得周瑜從巴丘回京的支持， 江東軍方可能因群龍無首而分裂，山越甚至會藉機大舉叛亂； 周瑜在靈前的效死誓言、隨後被拜大都督， 是江東軍權交接成功的關鍵節點。 從這兩條岔路看，孫權繼位之所以能在十九歲年紀穩住江東， 既得益於孫策臨終的精準託孤，也得益於張昭、周瑜兩位輔政的高度專業性， 以及孫權本人在儀式與人才兩個層面快速學習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