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漢獻帝劉協自初平元年（190）被董卓挾持西遷長安以來，其個人安全與政治地位實際取決於把持中央軍隊的西涼軍閥。董卓死後，李傕、郭汜等部接管長安，二人很快又內訌分裂——李傕劫天子、郭汜劫公卿，長安變成兩軍交鋒的戰場。皇宮被反覆劫掠、公卿被相互扣押、國家機器近乎癱瘓。到興平二年（195），獻帝已經無法繼續滯留長安：既因為糧食斷絕、人物雕零，也因為只要他還在李郭手中，關東諸侯就有理由不奉中央號令。「東歸」在這種背景下成了獻帝及其殘存朝臣的唯一出路。
主要人物
推動東歸的核心力量並非獻帝本人，而是幾股利益迥異的勢力。一是宮廷文官集團——楊彪、楊琦、董承等人透過遊說、密謀、串聯，把「出關東歸」的政治目標轉譯為可執行的行動方案；二是已經與李傕分道揚鑣的西涼系將領楊奉、徐晃，他們以「勤王」為名為車駕沿途護送；三是原屬於黃巾餘部的白波軍將領韓暹、李樂、胡才，他們是在車駕被李郭聯軍追擊至關鍵時刻被緊急召來的最後一道屏障。河內太守張楊與河東太守王邑則在物資上接濟，使車駕不至於在荒年餓斃。
核心議題
這次東歸的本質並非「皇帝回家」，而是政治權威與武力庇護之間的多次交易。每一次車駕被某支軍隊接走，對應的就是這支軍隊對天子名義的部分接管。演義中李樂渡河時揮劍斬落爭渡者手指、搶人坐船的場面，以及到安邑後「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地批量任命將校，都揭示出「奉迎天子」在當時是一種可立刻兌現的政治資本：誰握住天子，誰就能用印璽為自己的將士批發官職、合法化自己的兵權。東歸的真正後果不是恢復朝廷秩序，而是引發更廣泛的關東諸侯對這塊「政治資產」的競奪。
政治後果
車駕回到洛陽時，舊都已被董卓焚燬殆盡，宮室傾頹、街市荒蕪、百官立於荊棘中朝賀。這種「皇帝有名無實、朝廷連飯都吃不上」的局面，反而創造了曹操介入的最佳時機：他南下擊潰汝南黃巾、立刻北上派曹洪、夏侯惇等接應，又親率主力趕到，把車駕遷往許都。從此曹操擁有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招牌——而袁紹、劉表、孫策等關東諸侯則失去了至少在名義上反抗曹操的政治籌碼。同樣關鍵的是，那批一路護駕的西涼系／白波系將領——楊奉、韓暹——很快因為不能容忍曹操獨佔大功而東走大梁，並在不久後被剿滅。
反事實推演
如果獻帝沒有在195年發動東歸，而是繼續滯留長安：李傕、郭汜內鬥會延續到耗盡自己，曹操也許會被迫直接進軍關中迎駕——這意味著曹操勢力的擴張方向將從中原－河北軸線偏移到關中－涼州方向，與馬騰、韓遂的衝突會被迫提前十餘年。又如果東歸成功但最先到達洛陽的不是曹操、而是袁紹或劉表，則「挾天子」的將是另一個人，整個三國格局的政治軸心可能在鄴城或襄陽——曹操可能終其一生只能做河南一隅的諸侯。東歸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把「漢廷」這塊招牌的所有權重新交易了一次，而曹操是這場交易的最大獲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