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184年（中平元年）春，张角以太平道组织数十万信众同时起事，冀州、颍川、南阳三处成为主要战场。冀州是张角的根据地，钜鹿一带是太平道的发源地，河北黄巾的兵力也最集中。东汉朝廷的应对是分路出击：卢植负责北线对付张角本部，皇甫嵩、朱儁负责颍川一线。《三国演义》第一回把这一格局交代得很清楚：卢植在广宗围住张角，张梁、张宝在颍川与皇甫嵩、朱儁对垒。不过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张梁其实留在河北与张角同处，后来正是在广宗被皇甫嵩击杀，小说把他放到颍川，是为了让颍川一线的战事有足够分量的对手。
广宗位于今河北威县一带，处在冀州腹地的平原上，缺乏险要地形，黄巾军据城而守，依靠的是人数和宗教凝聚力，而官军的优势在于组织和攻城器械。这决定了这场战役的基本形态：不是野战决胜，而是围城与反围城。
双方部署
小说给出的兵力对比是张角十五万、卢植五万，双方在广宗相持不下；《后汉书》没有给出双方兵力的数字。《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先在野战中连续击败张角，迫使对方退保广宗，随后筑起围墙、挖掘壕沟、制造云梯，准备强攻，城池已经接近攻破。
刘备这一路在小说中是插曲式的存在。他先随幽州太守部下作战，听说老师卢植在广宗，便带五百人投奔，卢植把他留在帐前，随即又给他一千官军，派往颍川联络皇甫嵩、朱儁。《三国志》未载刘备投奔卢植一事，这是小说为了把刘备、关羽、张飞串进各个战场而做的安排，也借师生关系为刘备增加了一层正统的背书。
关键决策点
这场战役最关键的决策并不在战场上，而在朝廷。据《后汉书·卢植传》，朝廷派宦官到前线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送上财物，卢植拒绝。宦官回京后进谗，说卢植坚守不战、坐等天诛，灵帝大怒，用槛车把卢植押回治罪，改派董卓接任。一场即将收尾的围城战因此中途换帅，这是东汉后期宦官干政直接干扰军事的典型案例。
董卓接手后并未取得进展，《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卢植、董卓讨伐张角都无功而返，朝廷于是诏令已经平定颍川、东郡的皇甫嵩移师北上。皇甫嵩的战术选择很有代表性：张梁部众精悍，正面强攻不能取胜，他便闭营休整，观察对方，等察觉黄巾军戒备松懈，再连夜整顿部队，在鸡鸣时分突击敌阵，一直打到傍晚。这是以耐心换取对方疲惫、再一击决胜的打法，与卢植的围困策略形成接力。
结果与回响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皇甫嵩在广宗大破黄巾，斩张梁，斩首三万级，投河而死者约五万，焚毁辎重车辆三万余辆。张角此前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戮尸，把首级送往京师。随后他又在下曲阳击杀张宝，河北黄巾的主力就此瓦解。朝廷拜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卢植则在皇甫嵩为其申辩后得以复官。
这场战役同时折射出东汉统治的两面：一方面，职业军人皇甫嵩、朱儁、卢植仍有能力在一年之内镇压规模空前的起义；另一方面，宦官对前线的干预、朝廷对将领的猜疑，已经让中央的军事能力大打折扣。董卓在广宗的失利并没有终结他的仕途，他此后在凉州战事中继续掌兵，几年后率军进入洛阳，成为东汉崩溃的直接推手。
小说对这一段的处理有明显的取舍。第一回后半写刘备在回师途中遇见押解卢植的槛车，由董卓接任；第二回借探子之口交代皇甫嵩连胜七阵，斩张梁于曲阳，与史书所记的广宗不同。小说关心的是三兄弟如何一路见证各路名将的成败，而不是广宗本身的战局。
反事实推演
如果卢植没有被撤换，广宗很可能在中平元年夏秋之间就被攻破，张角或许来不及病死就被生擒，北线战事会提前数月结束。这对汉廷而言意味着更小的损耗，但更值得推演的是人事层面：卢植以平定张角的首功留在朝中，以他的声望和刚直性格，在后来的董卓入京事件中可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反过来，如果皇甫嵩在广宗急于求成、强攻受挫，河北黄巾可能再度扩散，朝廷不得不把更多的兵权下放给地方长官。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几年后仍然出现了：188年朝廷采纳刘焉之议，在部分州改置州牧，地方军政大权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群雄割据埋下伏笔。广宗之战的胜利只是延缓了这一进程，而没有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