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建興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正式稱帝，國號吳，改元黃龍。 這一舉動在三國格局中具有劃時代意義：自此中國境內同時存在三個 自稱正統的皇帝——曹魏在中原、蜀漢在益州、孫吳在江東。對蜀漢 而言，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外交課題：蜀漢立國以「漢室正朔」為旗 號，理論上不應承認任何其他政權的帝號；但孫吳是蜀漢抗衡曹魏 的唯一戰略夥伴，否認其帝號即等於斷絕同盟。諸葛亮在朝議中果 斷選擇「現實優先」立場——派衛尉陳震攜國書出使武昌，正式承認 孫權的帝位，並就此機會訂立全面盟約。
誓約內容
陳震在武昌與吳方代表反覆磋商後達成的盟約，是中國古代外交史 上極具特色的一份文書。其核心條款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平等承認 兩個帝號——明確「漢吳二主，同心一統」，雙方互不進犯、互不收容 對方叛臣；第二層是預先瓜分未來征服曹魏所得的中原疆土——以 函谷關為界，徐州、豫州、青州、幽州劃歸吳，兗州、冀州、并州、 涼州劃歸蜀，司州（洛陽所在）以函谷關劃分東西歸兩國共有；第 三層是軍事協同條款——「戮力一心，同討魏賊」，雙方在伐魏時互 為聲援。盟誓文末以「如有渝盟，神明殛之」的標準誓辭收尾。這份 盟約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把還未發生的領土征服預先做了產權劃分， 以此消除盟友之間最常見的猜疑源——勝利後的分贓問題。
後續影響
從短期看，陳震武昌盟誓的最大效果是為諸葛亮第三次（230）、第 四次（231）、第五次（234）北伐解除了東顧之憂。諸葛亮在此後 的祁山、滷城、五丈原諸役中可以將全部精銳西調，而不必擔心 東線被吳軍襲擊；孫吳同期對合肥的多次北伐也使曹魏不得不雙線 分兵。從中期看，盟約的「分洲」條款雖是遠期願景，卻深刻影響 了吳蜀兩國的戰略想象——雙方都把徹底擊滅曹魏作為長遠目標。 從長期看，盟約直到吳蜀兩國相繼覆滅都未被任何一方公開撕毀， 是三國時期持續時間最長、最穩定的外交契約。陳震本人因此次出 使的成功被晉升為城陽亭侯，成為蜀漢外交史上的標誌性人物。即 使到了蜀漢延熙、景耀年間，姜維多次北伐期間吳方依舊維持著 對盟約的形式遵守，體現出這份文書的實際制約力遠超普通外交 辭令。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武昌盟誓是中國古代「分立帝國之間訂 立平等盟約」的早期範例，對此後南北朝、遼宋等多政權並立時期 的外交話語都有間接的塑造作用——它證明了在分裂時代，意識形 態的相互排斥可以透過現實利益的精確分配被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