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延熙十六年蜀漢的政治格局，正處於「諸葛—蔣—費」休養路線即將讓位於「姜維北伐」路線的臨界點。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主政，奉行減少北伐頻度、鞏固內政、積蓄國力的穩健路線——這條路線本質上承認蜀漢以一州之地無法長期承擔大規模軍事行動。費禕本人尤其謹慎，多次壓住姜維出兵的請求，並以「君與公琰大公在位之時，猶不能東征」為由，把姜維可調動兵力壓在萬人以內。這種節制使費禕成為蜀漢「鴿派」的最後屏障，也使他在主戰派眼中成為「妨礙光復」的關鍵人物。
主要人物
事件的核心是費禕、郭循（亦作郭修），背景上還涉及姜維、曹魏少帝曹芳與司馬師政權。費禕延熙十五年開府，權勢達到頂峰，正月大會本是蜀漢前線最高級別的文武集會。郭循的身份耐人尋味：他原是涼州中郎將，在姜維某次北伐中被俘——按蜀漢慣例，俘獲中等以上敵將後會優待留用，郭循恰被費禕收用並安排在身邊。這一安排日後被視為安全機制的重大失敗。從動機解析看，郭循至少有三種可能：一是受魏國密令長期潛伏，二是受姜維或親魏派授意（這是後世「姜維暗殺說」的來源），三是個人不甘屈居蜀漢而圖功 reportedly 想刺殺劉禪未果轉而下手費禕。魏國朝廷事發八月後才公開追封郭循「長樂鄉侯」，這種延遲反應反而提示其更可能是機會型刺殺而非長期布置。
核心議題
議題在表層是單一刺殺案的因果，深層則是蜀漢「降人入幕」制度的安全代價。蜀漢地狹人少，對俘獲的敵方將佐傾向接納並使用——姜維本人就是這一政策的產物。這種政策在戰略上必要，但缺乏與之配套的安全審查機制：費禕對郭循「待之甚厚」，沒有任何隔離或長期觀察期。這一案件實際上暴露了蜀漢後期文政體制的兩大短板：其一，主政者人身安全缺乏制度性保護，沒有侍衛制度與飲宴搜檢規程；其二，對降人的政治審查停留在主政者個人判斷，缺乏機構化機制。
政治後果
最直接的後果是蜀漢文政中樞真空。費禕死後，蜀漢沒有一位能在政治威望、行政經驗、與姜維關係三方面都合格的繼任者。陳祗以尚書令升任侍中、輔政，但其威望遠不足以制衡姜維。姜維由此擺脫了費禕的節制，從延熙十六年起持續大規模北伐：十六年圍南安、十七年取狄道、十八年破王經於洮西、二十年戰段谷敗、景耀元年再出秦川——十年間出兵頻度遠高於諸葛、蔣、費時期。這一系列動員消耗了蜀漢本就脆弱的國力，被陳壽評為「軍旅數興，未能成功」。從更長視角看，費禕之死可以視為蜀漢走向滅亡（263年）的隱性起點：失去節制者後的十年加速消耗，使263年鄧艾兵臨時蜀漢已無機動兵力可調。從魏國一側看，無論郭循是受命還是自發，魏廷的高調追封確認了一個事實：用低成本暗殺消除敵國主政者，是司馬氏當政下情報戰的合法工具。這一邏輯日後還會在鄧艾、鍾會、姜維諸案中反覆出現。
反事實推演
若費禕未死，蜀漢的路徑會怎樣？一種可能是「鴿派」繼續主導：費禕本人尚不到五十，按其穩健路線再支撐十年，蜀漢國力或可恢復至諸葛中期水平，姜維被限定在「偏師試探」規模，國家不至於在263年時無兵可用。但費禕路線的天花板是「守而不進」，從長期看仍無法解決「以一州對九州」的根本失衡——蜀漢的存活期可能從42年延長到55年左右，但終局難變。另一種更激進的推演是：若郭循刺殺未遂，費禕將不得不徹底重整侍衛與降人制度，蜀漢政治體制可能由此走向更制度化的方向，間接彌補人才斷層。當然歷史只走了一條路——一場酒宴上的猝然短刀，把蜀漢最重要的「剎車片」抽走，從此這駕車失去減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