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費禕遇刺並非偶發的酒席意外，而是蜀漢中後期兩條路線張力到達臨界點的爆發。 自諸葛亮去世（234）以來，蜀漢中樞經歷了「蔣琬主政—費禕主政」兩段時間： 蔣琬主張水軍順漢水下襄陽的新北伐路線，費禕接任後則把蔣琬的擴張式路線收回， 改為「保境息民、不輕啟大役」的守成路線。 最具體的表現是費禕對姜維北伐兵力的嚴格限制——每次北伐撥予姜維的兵力不超過萬人。 這種節制路線在國力恢復角度看相當成功，但姜維這種受諸葛亮親炙的北伐派將領 對此長期不滿。延熙十六年正月，費禕在涪城——蜀漢北部前進基地——主持歲首大宴， 接受降將郭循的敬酒，被其拔刀刺傷，數日身亡。
主要人物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少與董允齊名，諸葛亮北伐期間任丞相參軍、長史， 在出使吳國與處理諸將矛盾上表現出極強的折衝能力，是諸葛亮《出師表》所推的「貞良死節之臣」之一。 郭循（一作郭脩，字孝先），涼州西平人，在姜維北伐涼州時被俘歸降， 因其名士聲望被拜為左將軍——這是蜀漢對降將給予的極高禮遇。 事發當晚費禕酒酣放鬆警惕、郭循假托敬壽走近實施刺殺，左右當場將郭循誅斬。 幕後是否另有主謀眾說紛紜：魏帝曹芳事後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諡威， 這種明確表彰被部分史家解讀為「魏國早已布置此局」； 也有觀點認為受益最大的姜維是嫌疑人，但姜維與費禕的私交並不惡劣， 且無直接證據，多數嚴肅史家不採此說。
核心議題
費禕遇刺涉及三個核心議題。 第一是蜀漢對降將的處理邊界。費禕遇刺之前，越巂太守張嶷曾寫信告誡 「岑彭、來歙皆死於刺客」，提醒費禕接見降人時勿失警惕， 費禕回信仍持「寬以待人」的態度——這種「以誠動人」的政治風格 在和平時期能穩定降人，但在魏蜀仍處戰爭狀態時存在巨大安全漏洞。 第二是蜀漢「保境息民」路線的可持續性。費禕之死直接打斷了這條路線， 此後蜀漢再無能在中樞壓制北伐派的人物，姜維一路推動到延熙十九年的段谷大敗。 第三是地緣政治的暗線。事件發生在涪城—— 蜀漢北部邊境的政治軍事節點，又是歲首大宴這種最公開的場合， 刺客能近身的本身就說明蜀漢對邊境人員的政治審查存在系統性鬆懈。
政治後果
費禕之死直接重塑了蜀漢的政治結構。 最直接的影響是中樞權力真空——費禕兼大將軍、錄尚書事、雍州牧三重身份， 他死後這套權力被分散：陳祗主政、姜維專軍、宦官黃皓在內宮崛起。 從此蜀漢再無能統合內政與軍政的核心人物， 陳祗與姜維分歧不大但對宦官無力，姜維對黃皓的牽制更是無效。 其次是北伐節奏的劇變。費禕在位期間姜維每次出兵不超過萬人， 費禕死後第二年（254）姜維就開始大規模出兵， 延熙十七年北上狄道、延熙十八年洮西、延熙十九年段谷—— 從「年年小規模騷擾」迅速升級為「年年大規模決戰」， 蜀漢國力的消耗速度也隨之翻倍。 第三是降將體系的崩塌。郭循事件後，蜀漢對涼州降將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姜維羈縻涼州羌氐的統戰工作更加困難。
反事實推演
若費禕延壽十年，蜀漢中後期的軌跡可能完全不同。 以費禕的政治分量，他能持續把姜維北伐限制在一萬兵力之內， 蜀漢國力不會在延熙末年透支殆盡。 即便保不住北伐勝利，至少能避免段谷之敗帶來的「兵衰將寡、戶口大減」的雪崩。 更深一層，如果費禕能活到延熙末，黃皓在宮中崛起的速度會被顯著抑制， 蜀漢的「宦官-外戚-軍人」三角失衡也能延後； 鄧艾後來陰平偷渡時遭遇的不會是被黃皓擱置告警的混亂中央， 而是一個仍由文官集團穩健運作的成都。 從這一角度看，郭循那一刀，幾乎以單人之力決定了蜀漢的滅亡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