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情境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於洛陽，享年六十六。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魏國體制已基本就位：他先後受封魏公（213）、魏王（216），建立魏國宗廟社稷，名義上仍尊漢獻帝，實際上把魏王國從漢廷之中切割出來，僅差一個「代漢」的儀式動作。曹操選擇死前不取此一步，把代漢的政治成本與道義爭議留給繼承人。這種「前置制度、後置儀式」的策略，是中國古代權臣過渡到開國之主時最具技巧性的一種安排——它既避免了在世時背負「篡漢」惡名，又確保身後家族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名義轉換。
遺言或遺命
曹操遺令的核心是「薄葬」：墓址定在鄴城西崗、不封不樹、不藏金玉、斂以時服、有司勿改。這一安排在漢代厚葬傳統中顯得極不尋常——西漢帝陵動輒陪葬大量珍寶、陶俑、玉器，東漢相沿，至曹操一代徹底掉頭。其原因可分兩層：淺層是防盜，曹操親眼見過董卓掘東漢皇陵以充軍費，知道華麗的陵寢是後世動亂中最容易招禍的標的；深層是政治節儉，他透過低規格喪葬表明自己始終以「漢相」自飭，與同時期「九錫」「魏公」「魏王」層層加身的實質突破之間，留下一道形式上的禮制緩衝。這一遺命也直接定型了魏晉皇室「薄葬」傳統，是中國喪葬史上的轉折點。
身後事
曹操死後，太子曹丕在鄴城嗣位為魏王、丞相，是年改元延康；同年十月，曹丕在繁陽受禪稱帝，改元黃初，建立曹魏，把曹操晚年「前置制度」的設計在十個月內完整兌現。這一過渡之快、爭議之少，恰恰是曹操生前長期布置的結果——魏國官制完備、宗廟已立、軍政班底穩固，曹丕在父親死後只需完成「漢禪—魏受」的程序性環節。但代漢過程同時伴隨一系列政治震盪：漢獻帝降為山陽公；荀彧之後另一批漢室忠臣或避世或被邊緣化；曹植被迫返回封地，被限制行動。曹操的死，因此既是一位個人的告別，也是一次政權類型的轉化節點。2009年考古確認河南安陽西高穴大墓為曹操高陵，墓中文物與遺骨規格與遺令所述薄葬相符，為這段歷史敘事提供了實物證據。
歷史評價
對曹操之死的評價始終在兩極之間擺動。陳壽在三國志中用「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概括他一生，承認其文治武功；裴松之注則記錄大量同時代毀譽參半的評議；演義則放大其奸雄一面，把他塑造為權謀與殘忍的複合體。但圍繞「薨葬高陵」這一具體事件，後世評價相對一致：薄葬遺令展現了曹操在生命終局上的政治理性與歷史前瞻，與他生前張揚的權力擴張形成鮮明對比；曹丕代漢的迅速完成，則證明這位權臣對身後政治過渡的設計能力遠超同時代任何競爭者。從歷史進程看，曹操之死結束了漢末從黃巾起義到群雄混戰的舊時代，開啟了三國鼎立的新格局——他不是這條新軌道的乘客，而是為下一段時空奠定基礎的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