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漢末三國是中國歷史上瘟疫高發期之一。自東漢靈帝時期開始，黃河流域反覆出現大規模疫病—— 從延熹（158–167）到光和（178–184）多次記錄到「大疫」，黃巾起義本身的群眾基礎 也與張角「太平道」以符水治病吸引大批染疫流民密切相關。到建安年間，疫病並未停止， 僅建安年間就有建安九年（204）、十三年（208）、二十二年（217）、二十四年（219） 多次大型瘟疫記錄。建安二十二年（217）冬這一次發生在曹操準備南征東吳前後， 起於北方、隨軍隊和流民迅速擴散，是漢末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疫病爆發。
經過
217 年冬，疫情先在北方核心區——鄴城及其周邊——爆發，隨後隨曹操南征軍隊蔓延到南方軍營。 曹軍當年正集結於居巢一線準備攻孫權，疫病在軍中橫行，王粲隨軍南下、染疾死於軍中， 年四十一。北方留守的陳琳、徐幹、應瑒、劉楨則在鄴城及其周邊相繼病亡。司馬朗 時任兗州刺史，也於本年因巡視部隊染疫病逝，年僅四十七。曹操在前線得知後方 和軍中疫情的嚴重程度，被迫調整軍事計畫，轉而向內政與社會救助傾斜—— 隨後他下令為七十歲以上無子寡婦、十二歲以下無兄弟孤兒、以及無家無產的殘疾人 發放終身糧食補貼，這一詔令被史家視為漢魏之際國家社會保障的先驅性舉措。
結果
從人口學角度看，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死亡規模無法精確還原，但從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 自述「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可以推測， 即使數字略有誇大，也意味著同期北方人口的死亡率在 30–60% 區間。在精英層面， 此次大疫直接摧毀了建安文學群體——七子中尚存的五人在同一年凋零。 這一文化損失的體量在中國文學史上極其罕見，相當於一次「代際清零」。 曹丕次年（218）致吳質書中所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是這場文學劫難最直接的當事人證詞。
影響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影響延伸到三個層面。第一層是文學層面：建安七子凋零後， 曹丕、曹植兄弟成為鄴下文學圈的實質中心，文學批評和理論建構也由實踐轉向理論—— 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一系的文學自覺理論，與七子之死後的反思氛圍直接相關。 第二層是醫學層面：張仲景在漢末瘟疫的反覆刺激下完成《傷寒雜病論》，建立了中醫 外感熱病學的體系框架；曹植《說疫氣》提出「疫者，鬼神所作」的迷信觀與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的理性觀並陳，是早期醫學思想史的重要文獻。 第三層是政治層面：建安二十四年（219）的瘟疫再次衝擊曹軍南陽前線， 與關羽水淹七軍的勝利存在時間和地理上的耦合——曹軍本就因為疫情減員嚴重， 關羽借漢水暴漲發動突襲才能形成如此巨大的戰果。換言之，217 年大疫不是孤立事件， 而是漢末三十餘年瘟疫鏈條中最致命的一環，其陰影一直延伸到三國格局成型的整個過程。 從這個角度回看建安七子的集體凋零，它既是一次文學事件，也是一次政治-軍事-人口史事件 的多維交匯——這也是後世史家把「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作為漢魏之際轉折點之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