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刘备即皇帝位的根本背景是「汉室正统的真空」。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卒于洛阳，曹丕嗣位魏王；同年十月曹丕受献帝禅让，废汉建魏，献帝被降为山阳公。这一举动从形式上彻底终结了延续四百年的两汉皇统。蜀地的政治情报渠道一度传出「献帝已遇害」的误信，使「汉室无主」从一个法理空缺变成一个事实空缺。刘备作为以「汉室宗亲」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诸侯——他从涿郡起兵起就以「中山靖王之后」为旗帜——是这一空缺最自然的填补者。从制度史角度，曹丕代汉是西汉以来第一次「禅让」型政权更替，刘备称帝则是对这种「禅让模式」最直接的反制：以「血缘正统」对抗「天命转移」，重新定义合法性来源。
主要人物
即位安排的真正策划者是诸葛亮。三辞三让的礼仪流程、群臣集体上表的政治压力、博士与谏议郎掌礼的仪制规格，处处体现出诸葛亮对汉代禅让—即位礼制的精熟把握。许靖作为前汉名士、东汉旧官、避祸入蜀的「跨朝舆论领袖」，是刘备能向中原士林发声的最重要资源——他的劝进让刘备的即位带上了「儒林普遍认可」的色彩，而不仅是地方军阀的自封。糜竺作为刘备最早的资助人之一、张飞作为桃园元勋，是「私人忠诚史」的代表，他们的劝进证明老班底毫无异议。刘禅被立为太子，则把权力交接的下一步同步锁定，避免出现曹魏式的嗣位之争。整个权力构图清晰：诸葛亮主政、许靖主礼、刘禅承统、关张元勋作底。
核心议题
议题的表层是「即不即位」，深层是「以何种合法性叙事建立蜀汉」。曹丕走的是「天命转移、汉运既终」的路径，承认汉运结束并由魏继之；如果刘备也走这条路径，那他与曹丕的差别就只剩「实力大小」，蜀汉的存在没有道义独立性。诸葛亮选择的路径是「汉室未亡、苗裔承统」——汉献帝既被废，则汉皇统由刘备这一支继续，蜀汉不是新朝而是延续中的汉朝。这一选择带来三个根本后果：第一，国号定为「汉」而非任何新号，年号「章武」呼应光武「建武」，把蜀汉嵌入两汉中兴的叙事链；第二，所有讨魏的军事行动都获得「平叛而非征伐」的合法性，《出师表》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即此逻辑的具体化；第三，蜀汉政权的内部凝聚力被加强——元从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都可以在「兴复汉室」这一最大公约数下共处。
政治后果
最直接的后果是三国鼎立的名义结构在这一刻完成：220年曹丕称帝，221年刘备称帝，229年孙权称帝（孙吴最晚，因其合法性依靠最薄）。蜀汉成为三国中唯一以「续统」自居的政权，这一定位决定了它必须持续北伐——不北伐则「兴复汉室」沦为空谈，政权合法性会被自身侵蚀。中期后果是即位后立刻面临的战略选择问题：刘备选择东征伐吴报关羽之仇而非北伐曹魏，使「兴复汉室」的叙事第一年就出现重大裂痕，赵云的劝谏「国贼乃曹丕，非孙权」正点中此痛。长期后果是诸葛亮、姜维两代北伐都以「即位时那张承统支票」为驱动力，蜀汉的存在意义被牢牢锁死在「打回中原」这一目标上——这是它的力量来源，也是它的最大负担。
反事实推演
如果刘备拒不即位、继续以汉中王的名号留在蜀地，结果会如何？一种可能是蜀汉作为「未称帝的汉室拥趸」继续存在，但合法性会逐年衰减——曹丕已是皇帝，孙权随时可能称帝，蜀汉若不跟进则在三国外交中沦为「次级实体」。另一种可能是刘备等到献帝真死或确认的消息再即位，把仪式正当性进一步加固，但等待的代价是错失「曹丕代汉伊始、人心未定」的最佳窗口。最有趣的反事实是：如果即位时蜀汉直接定都汉中而非成都，把都城北推到《隆中对》原本设想的进攻轴线上，那么北伐就不只是军事行动，而是「迁都—兴复」的国策延伸；诸葛亮日后的六出祁山可能从「劳师远征」变成「就近用兵」，蜀汉的战略效率会显著提升。然而成都的经济条件与防御深度使这一选择当时被排除——这本身也说明，蜀汉自即位之日起就在「续统叙事」与「地理现实」之间承担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张力。